老龄化又遇少子化 如何破局,以解“养”“育”之需( 二 )


变迁 家庭规模缩小 , 传统养育观念式微
在被冠以“中国最爱生孩子省份”的山东 , 85后青年王芳(化名)透露 , 身边同龄人中有生二孩意愿的 , 早在政策刚放开时就决定要生了 , 还有很多人生育意愿并不高 。 “毕竟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已经变了 , 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都比较常见” 。
每年的出生人口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 近年来 , 这一数据不升反降——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口分别达到1786万人和1723万人 , 创2000年以来新高 , 但之后就陡然下降 , 2018年降至1523万人 , 2019年降为1465万人 。
除了下降 , 杨根来还观察到当前各地生育率相当不平衡 , 生育率高的集中在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 , 而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以及部分重点城市的生育率并不高 , 甚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数据背后折射出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 。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深植在老一辈人心中的传统观念 , 一些年轻人对此却有些“消极”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 , 现在一些年轻人逢年过节不回家 , 是在躲长辈的催婚、催生 。 “十四五”时期 , 我国育龄妇女规模大幅下降 , 90后、00后将成为生育主体 , 婚育观念快速转变 , 少生优生晚生成为年轻人的选择 。
知乎用户“Wonder王达”分析 , 生育意愿下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但本质上是一个投入收益平衡和机会成本的问题 , 即:生育成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过高了 。 他同时还表达了养老焦虑 , 坦言:“儿女对老人的陪伴属性正在减弱 , 子女成年后与老人天各一方是常态 , 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子女们不啃老就已经很优秀了 。 ”
据采访人员观察 , 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住的现象十分普遍 。 而随着父母步入老年 , 子女陪护老人会遇到许多困难 , 比如人手不足、居住距离远等 。
杨舸认为 , 家庭结构变迁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 也引起养老观念的变化 。 我国家庭呈现小型化趋势 , 成员数量在不断减少 。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家庭户均规模为3.1人 , 而该指标在1982年为4.41人 。 传统的多代复合大家庭逐渐消失 , 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类型的主体 , 单人家庭和空巢家庭的比例不断上升 。 当代年轻人更加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 , 传统家族观念被逐渐边缘化 , 代际关系重心下移 。 养老观念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 对养老责任和养老方式的诉求更加包容 , 社会化养老正在被接纳和推崇 。
问策 支持家庭 , 是“养”“育”友好的起点
当老龄化、“少子化”如影随形 , 如杨华一般“上不能侍父母、下不敢要孩子”的群体最关心的是 , 能否在“生育”和“养老”两个方面得到更多切实的支持?
杨根来注意到 , 各地陆续在生育支持方面进行了探索 , 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河南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贵州规定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等原因予以辞退 。 这些政策的落地效果还有待观察 。 从国际经验看 , 政策出台后 , 生育率变化不一 。 其中瑞典、法国鼓励生育政策效果较为显著 , 生育率有明显提升;日本、德国鼓励生育政策效果略小 , 生育率缓慢提升 。 这主要和政策出台时间、实施力度以及历史人口控制政策有关 。 结合全球低生育率国家经验 , 我国或将从加大生育补贴、延长产假及育儿假期、完善女性就业环境和托幼服务体系、加大医疗补贴等角度给予生育支持 。
“生育支持是一个系统工程 。 ”贺丹给出了具体建议 , 一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障中的支柱地位 , 扩大保险覆盖面 。 二是鼓励和支持普惠型托育服务 , 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 三是探索建立工作和家庭平衡机制 , 倡导创建“家庭友好型机构” 。
杨舸亦持相似观点 , 只有构建全面的家庭支持计划 , 从婚恋、生育、就业等多层次、全方位地支持家庭生育和儿童成长 , 方能在适应年轻人价值观念的情况下提振生育意愿 。
解决好“幼有所育”之后 , 我们如何实现“老有所养”?
“首先需要正视问题 , 当前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还有滞后的地方 。 ”杨根来举例分析 , 各地对“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养老模式的认识有偏差 , 认为养老分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模式 。 表现在行动上就出现了重视社区、机构养老而忽视居家养老 。 很多老人都感受过养老领域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 , 老百姓住得起、住得好的养老院一床难求;另一方面 , 大量高标准、豪华型养老机构门可罗雀 。 这说明我们的养老服务设施尚不完善、质量有待提高 。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 , 居家、社区、机构不是矛盾体 , 而是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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