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姨太太”在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 三 )


民国“姨太太”在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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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与他的姨太太三、男性作为“家长”有着“绝对权威”上文曾提到,男性出于自身意愿而纳娶姨太,并且这女性成为姨太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婚姻中的其它方面,男性作为“家长”也具有一种“绝对性权威”。“他以家长的资格,在家庭中行使着专制皇帝的威风”。众位姨太(以及家中一切人员)是受到其支配的。如杨森对于各个妻子的要求,“是要他们能如何管理家务,教养子女,以及对自己事业上的帮助,...” 同时,由于家长的威权,姨太们“一般都养成阿谀谄媚的习惯...每个人都以迎合其(家长)心理为原则,忍受一切烦恼,否则必定为家长所不喜欢。”此外,姨太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行动是受到密切监视的。作为杨森的一位姨太,I在被派去成都读高中时,碰见前初中时的一位男教员,为了一种师生情谊而常常往来。后杨森知道这件事,“嘱令其停学,命其回到重庆和各妻子居住,I无形中受到监视。”于是“顿失意志及各方面之自由,...”直到四年之后才渐恢复一切行动和人格的独立。杨森另有一位姨太 G与他的生活旨趣很相同,“很能交际应酬,其得宠也为各妻之冠”。后来备受宠爱的姨太G被送去南开大学读书,G亦“闲游平津沪汉等地”。不久有人向甲密报,谓其“生活浪漫”且“行为不检”。最终遭到了杨森的枪杀。 可见家长的意志不仅可以影响到各位姨太,甚至可以主导其生杀之权。在上文已经提到,女子在成为姨太的最初时间里,享受着充裕的物质生活与男性无微不至的“关怀”。如上文所提到的桂芳,在成为了魏德亮的姨太之后,她每天“不是到金店打饰物,就是到洋行购玩品。”舞台、公园、市场,“天天都有他们的足迹。”而魏德亮对于这样一种挥霍行为并不认为有何问题,对于大太太的质疑也置若罔闻,可见他对于桂芳是十分“宠溺”的。然而没过多久,魏德亮独身到上海处理商业事务,偶然结识了一位“姿色绝伦”的娼妓玉文。他因有了玉文竟将之前“如胶似漆”桂芳抛之脑后,甚至“弃如陌路”。虽然桂芳依然可以得到魏德亮的供给而吃穿不缺,然而精神上却因魏德亮的冷漠而一蹶不振,甚至“病到危极”。与此同时,促使桂芳成为姨太的琬华亦吞鸦片而亡。“凡作姨太太没有不是这样结果的”作者借助琬华之口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叙述(尽管其是否为真实事件还为未可知,然而其亦能作为对于社会的映照而为今人所认识)。同样,袁世凯的姨太金氏由于遭受其冷落,并受到“长期精神苦闷的重压”,从而“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成为了一个性情古怪的人。”另有一位女子成为姨太之后,“独自一人在房里受凄凉况味”,“回想前情总是以泪洗面...一点生趣都没有,...在这里等死罢了,早死一天少受一天痛苦。”可见姨太虽然在婚姻中享受到了极为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是其精神上却是十分压抑的。她们成为姨太多是源于男子对于自己样貌的青睐,或许在她们年轻貌美时,男子会给予其无微不至的“关怀”;然而当姨太们年老色衰时,或男子另有所爱时,便遭到了十分的冷漠,男子便失去了最初的关怀备至。可以说,姨太们很少能够有选择的权利与机会,而男子则可以有多次选择姨太的权利。
民国“姨太太”在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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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与他的姨太太 四、总结蔡文娜曾明确指出:“由于女子的卑微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更造就了多妻、蓄妾等制度”。对此,笔者深以为然,但是于此同时笔者亦认为,多妻、蓄妾等制度也会反过来不断“强化”女子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卑下形象。作为一位亲历者,蔡形容社会与家庭的“约制”为一具“精致的枷锁”,“让女子永远在其中度着非人的生活” 这体现了她对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清醒”的态度,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清醒”,为她后来的悲剧下场埋下了伏笔。但是这样的“清醒”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依然对于当下的女性具有启发意义。姨太这一社会主体于当下已然不存了,然而她们的经历却能引发今人的众多思考。如在两性关系当中,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标准呢?笔者通过对于上文有关姨太这一主体的探讨,认为这一标准既不是金钱可以充当的,亦不是双方的“颜值”所决定的,因为这二者均不甚稳定。上文分析了很多例子均可说明这两种因素的不稳定性,笔者在此不做赘述。而笔者推测无论何种亲密关系,均应建立在彼此之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且大致可以做到“三观”相符;而不应是简单的考虑物质或是容貌等因素。以上为笔者借助姨太太这一特殊的历史主体,而对于北洋军阀时期,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所作之初步分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参考文献:1.林阔:《袁世凯全传(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2.蔡文娜:《一个过渡时代的家庭》,《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四川大学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本文作者:董雯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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