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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鲍洪俊代表主办方致辞。他将《汪曾祺别集》的出版视为一场跨世纪的文脉接力，“1988年，先生自编的文论集《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先生以家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此后浙江文艺出版社不间断地推出先生的小说集、散文集。一代代的浙江出版人与汪先生及其家属之间持续续写的文脉传承，成就了今天《汪曾祺别集》这份献给先生百年诞辰的贺礼，也寄托了我们对汪先生的温润致敬、绵绵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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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朗作为《汪曾祺别集》主编、汪曾祺先生家人代表，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表达了对主办方、出版方及到会领导、专家、媒体朋友和《汪曾祺别集》编委们的感谢。“'别集'编得用心，出得用心，我们家老头如果在世，相信也会对大家道一声辛苦了”。他说，“我们家老头去世已经有23年了，这些年他的各种作品集，出了大概有二三百种，可以说各有侧重。但是比较完备、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是人文社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再有就是今年这套《汪曾祺别集》了。我们家人觉得，这套《汪曾祺别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汪曾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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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梁飞，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委员张建江，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郑重，以及《汪曾祺别集》编委会成员等诸多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发布式。
发布式结束后，举办了《汪曾祺别集》出版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汪曾祺研究专家杨早主持，与会嘉宾围绕汪曾祺的时代意义、为什么读汪曾祺、为什么读《汪曾祺别集》、《汪曾祺别集》的学术价值与大众阅读价值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场气氛热烈，原本预计一个小时的研讨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作家李洱用“碧绿透亮”来概括汪曾祺先生的生活态度和写作语言。他认为，汪曾祺所使用的“烟火气十足的口语，是提醒我们作家，写小说要说人话，他的这种口语化的写作，意义重大，这种写作语言的探索和我们所知道的书面语写作，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这套语言发展脉络和谱系也非常值得研究，这条路还很漫长。”针对汪先生去世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阅读和研究的现象，李洱表示，“汪曾祺是那种死后生长的作家，他的人生态度和作品里的精神，对这个时代持续发生影响，对这个时代的人有不断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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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罢李洱的发言，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不由感慨：“汪曾祺的语言能力得天独厚，不服不行”。季红真对《汪曾祺别集》的出版表达了由衷的祝贺，对于《全集》和《别集》之不同，她说：“同样是汪曾祺的作品集，《全集》侧重于学术性，强调研究和文献价值，编辑必须克制自己的个性；而《别集》，侧重鉴赏性，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别集》作为选集，更凸显编选者的个性，《别集》的编委因袭汪曾祺选编《沈从文别集》的思路，也是忠于汪曾祺个性的，《汪曾祺别集》必然是一套有个性的、独树一帜的选集。这套书的出版，对汪曾祺的阅读与研究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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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回忆起自己关注汪曾祺的缘起，也在于汪曾祺的特别。“汪先生是少有的从民国时期过来，同时又成为1980年代文学构成的一个特殊存在。”这种特别性也同样体现在了《汪曾祺别集》的设计中，小开本的设计，在王风看来便于日常阅读，在沙发上随便打开就可以读，他说，“现在，地铁上都是手机低头族，希望这套便于携带的《汪曾祺别集》能从手机那里争取年轻一代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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