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时代，天台宗和桐柏观都极受统治者重视，隋代皇帝曾多次请智顗（yi）大师出山传戒。唐代几任皇帝多次接见道士司马承祯，佛教和道教在隋唐时代的地位可见一斑。另外，诗人贾岛和周贺曾为僧人，诗人曹唐曾是道士，可见当时佛教、道教的普及程度。佛道文化是天台山诗歌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的主题，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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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山下。叶启满摄
诗人们追求道家的长生和成仙。孟浩然在诗中说，“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李白则想“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希冀通过服药炼骨，得道而飞升成仙。
另外，很多诗歌在标题和内容里出现或僧或道的人名，如皎然的《送重钧上人游天台》，张祜的《忆游天台寄道流》，贾岛《送僧归天台》，许浑《早发中岩寺别契直上人》，李隆基《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方干《赠天台叶尊师》，这些诗在标题中就有了或僧或道的名字。
在诗歌的内容里，孟浩然在《寻天台山》中提到“吾友太乙子”，李郢《重游天台》有“谁见生公独坐时”，贾岛《送僧归天台》有“应齐智者踪”，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观》有“玄踪得二老”句。这不但说明当时文人和僧人道人的交往比较密切，同时也表明佛道文化深入其心。
诗人们游览天台山的寺庙道观，也写出了很多语言优美、引人遐思的诗歌。皎然是僧人，从他写的《宿桐柏观》可以推测，僧人夜宿道观，且对道观仙风道骨、圣地仙境气象予以肯定，说明了当时天台山佛道共融双栖的状况。国清寺依据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亲手所画的样式所建，初名天台寺，因此诗中普遍将国清寺和天台寺共称。刘长卿在《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中称其为“应真飞锡处”；贾岛在《送僧归国清寺》中，赞其为“妙宇”（“妙宇研磨讲”）；周贺用“杯度寺”代称国清寺（“一宿五峰杯度寺”）。天台寺及其周边的优美景色也深深地吸引了诗人们，国清寺前的十里松林几乎成了国清寺的标志，如李白用一贯的夸张手法写道：“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贾岛用“石涧双流水，山门九里松”对此作了概括，专门提到了国清寺山门两侧的溪水，皮日休也有“十里松门国清路，饭猿台上菩提树”的句子。天台寺的景色给诗人带来了闲情逸致，杜荀鹤写道：“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共僧岩上坐，见客海边行。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鸣。忙时向闲处，不觉有闲情。”其夜景也让士子的心安静下来，如刘昭禹写道，“天台山下寺，冬暮景如屏。树密风长在，年深像有灵。高钟疑到月，远烧欲连星。因共真僧话，心中万虑宁。”有时国清寺的景色也给游子带来故园之思，如周贺写道“幽鸟背泉栖静境，远人当烛想遗文。暂来此地歇劳足，望断故山沧海濆（fén）。”
天台山是道教圣地，加上唐代道教最受重视，道教的影响在描写天台山的唐诗中俯拾皆是，经常出现的有桐柏观、灵溪观等。唐明皇送司马承祯归天台，称桐柏观为紫府，称司马承祯为“贤士”“逸人”和“幽栖者”。孟浩然曾造访桐柏观，诗中写道：“息阴憩桐柏，采秀弄芝草。鹤唳清露垂，鸡鸣信潮早。愿言解缨络，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四明，玄踪得二老”。其中“芝草”“鹤唳”“去烦恼”，充满了道家的意象，“二老”即老子和老莱子，是道教祖师，都活了100多岁，孟浩然非常羡慕二人的长寿之道。周朴描写的桐柏观就更有动感，“东南一境清心目，有此千峰插翠微。人在下方冲月上，鹤从高处破烟飞。岩深水落寒侵骨，门静花开色照衣。欲识蓬莱今便是，更于何处学忘机”。写桐柏观清人心目、千峰翠微、冲月而上、破烟鹤飞，岩深水落、水寒侵骨，门静花开、花光照衣，将桐柏观的高旷、雄浑、深邃、幽静描绘的无以复加。郑薰带着一家人游览桐柏观，写出了“数里踏红叶，全家穿白云”的诗句，和周朴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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