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旧党中的领头人，文彦博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跟旧党其他那些货色不一样，他一向是个耿直boy，说的都是大实话。虽然难听，但是直白的让人无法反驳。就如同标题中那句“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可谓是将儒家文官们的底裤给扒了个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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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大儒们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什么以民为本，什么不与民争利，一副正义凌然冠冕堂皇的面孔，把老百姓感动的不行，可实际上呢，还不是把老百姓当成韭菜一茬茬的割。也只有文彦博这个耿直boy，懒得像以前那样虚伪的掩饰，直接将真相血淋淋的撕开。这句著名的政治宣言，发生的背景是在宋神宗熙宁四年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宋神宗召集两府宰执，讨论的是镇压庆州军队叛乱事宜，结果在争论过程中逐渐偏离原本主题，变成了对变法事宜的争论。当时文彦博向宋神宗进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宋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这句话已经已经是诛心之言了，相当于直接指责文彦博等人为一己私利阻碍变法，你们这些人你不是一直讲究以民为本吗，变法对平民有利你们为什么还要阻碍变法？然而宋神宗没想到，文彦博这个耿直老boy，直接不装了，摊牌了。用大实话回怼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意思是老子才是替你皇帝老儿干活的，你要搞清楚，那些老百姓算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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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说的这大实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旧党的核心诉求：维护官僚地主士大夫的利益，至于老百姓的死活该我屁事。老子说得失民心，这个民指的是我们士大夫，那些家伙也配叫民？这句大实话直接怼的宋神宗无言以对，只能干巴巴的说，士大夫们也不都是反对的，不是也有支持的吗。就这样把这个话题掩盖过去了，要不然实在聊不下去了。其实看似是顽固守旧派的文彦博，也曾经是范仲淹庆历改革的支持者。文彦博是在宋仁宗天圣五年高中进士后，开始踏入政治舞台，这个时期正是北宋各种社会矛盾始露端倪的时期，冗官、冗兵、冗费局面已经形成，大宋也呈现出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内政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出现，而且是“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在外交上，北宋在与西夏的战事上屡战屡败，伤亡掺重。北方的辽国也趁机讹诈，北宋只能以增加岁币的方式安抚。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大宋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有所改变，故而有了范仲淹的庆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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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此时也是个热血青年，也是怀抱一番报国之情的，对于范仲淹的改革也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但是因为其当时正处于宋夏交战的前线，并未参与庆历改革中。但是文彦博也上书给宋仁宗，针对宋对西夏屡屡战败的原因，提出自己的见解。文彦博认为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军法不严，士兵毫无畏惧之心，所以士兵临阵先退，望敌不前。 其次，宋代对拥有重兵的武将采取极其严密的防范措施，致使将权不专，不能对下形成威慑，导致军令有所不行，贻误战机。故而造成对西夏的作战屡屡失败损兵折将的局面，所以应当从制度层面上找原因，将权当专，军法当严，这样才能有胜敌的可能。文彦博的说话虽然切中时弊，但是却违背了宋代将从中御的祖宗法度，这些建议只能不了了之了。说起来真是有些讽刺，庆历年间的文彦博上书给宋仁宗，要求赋予武将更大的自主权，然而十几年后嘉佑年间，文彦博却将武将中的佼佼者狄青，给逼迫的郁郁而终，所以有时候看历史真的是无限感概，不知道该说啥。然而范仲淹的改革因为种种原因无疾而终，北宋的这些问题积累到神宗年间时，变得越发的严重，故而才有了神宗年间，那一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关于这场变法，历史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场改革是宋朝灭亡的开端，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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