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名作鉴赏：《欧阳修散文名篇·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冶。《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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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
文章插图
【注】
朋党：人们因政治目的、主张相同而结合的派别或集团。宋仁宗时，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被诬为朋党，遭贬谪。数年后，范仲淹再次执政，欧阳修因作此文。幸：希望。党引：结为私党，互相援引。共工：旧传共（gōng恭）工、驩（huān欢）兜、三苗和鲧（gǔn驩）为尧时的四凶。八元、八恺：据《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凯。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元。此处元、恺皆和善之意。皋（gāo高）陶：掌管刑法。夔：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事。契（xiè泻）：掌管教育。用：因此。目为党人：东汉桓帝、灵帝时，两次兴起党狱，株连正人君子多达四千余人。此言汉献帝时，有误。“唐之晚年”句：指唐穆宗、宣宗年间的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党争，史称“牛李党争”。“及昭宗时”句：唐昭宗在位十五年，904年被朱温杀害。次年，朱温又杀朝官三十余人，投之黄河，但当时仍用唐昭宗的“天佑”年号。诮：责备。
本文是欧阳修于庆历四年（1044）写给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当时革新派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以夏竦、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被弹劾罢职后，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败，广造舆论，竭力攻击、诽谤范仲淹等引用朋党。其陷害忠贤的险恶用心，深为欧阳修所洞察。于是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这一篇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本文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文章先从社会发展的事实落笔，“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证明朋党的存在有其历史的依据，并为下文征引历史事实埋下伏笔，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那么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作者用“同道”“同利”鲜明地概括出两者的不同，使自己的观点十分鲜明。接着，在前一段基础上的深入剖析，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君子是真朋，小人是伪朋。这是由于，小人之朋是从利出发的，所以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假的；而君子之朋出于对道的共同追求，所以必然能“终始如一”，所以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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