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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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这句五代十国时期军阀安重荣的名言，将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一笔抹杀。似乎古代中国都是惟力是视的修罗场，没有真正的尊贵，没有真正的信仰，也没有真正的规矩乃至秩序。
正如黑格尔对中国的论断：“它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即使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人们似乎仍然有着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国古代总是暴力的轮回，没有能够坚持长远的信念和信仰，朝代更替不过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看似高大上的种种仪式礼节观念，都不过是欺世盗名的遮羞布。
当看到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人们会感受到传统的生命力；当看到欧洲的延续千年的国王加冕仪式，贵族册封仪式，人们会发现保守的魅力。而反观中国，便只好提很早便进入到“平民社会”，很早便盛行“理性主义”，用“早熟”来蔑视这些“食古不化”。
可是，既然自豪于“五千年文明”，既然对“源远流长”十分热衷，却把自己的政治文明和精神世界看得这么不堪，实在有些违和。
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罢，在古时候，都不可能完全摆脱神秘主义而完全付诸于理性。天命、神明、传统所衍生而出的秩序要远远稳固于人完全依靠理性创造出来的秩序。中国也不例外。
想想看，为何中国的史学如此发达，后代为前代修史往往不惜成本，自己费力推翻的前代皇朝，自己却要承认其正统？为何王朝更迭，大部分都要以“禅让”形式来完成，即使确实是自己用武力推翻旧朝而建立新朝，也要尽量避免展现自己的武力直接针对前朝。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说自己“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清圣祖康熙帝说明亡清兴是“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
那块出身极为曲折神秘，在秦始皇手里成为传国玉玺的和氏璧，为何成为历朝孜孜以求的宝物，直到千年之后的明清之际，仍让皇帝们念念不忘？
说中国没有宗教，可为何千年间却有着一以贯之的秩序选择？
为何古中国与其他文明不同，没有产生坚固的一神教而政治本身却有着极强的宗教印记？为何其他宗教进入中国举步维艰，而唯独佛教却可以迅速打开局面并征服了中国的精英阶层？
这一切的一切，都必然有其原因。答案是有的，但是在一部部厚重的史学专著中，在一篇篇深邃难懂的学术论文中，让人望而却步。那么作为普通读者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就需要一本简洁而不简略，明白而不浅白的作品。
大司马兄的《宿命三国》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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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大司马新作《宿命三国》
司马兄文理兼通，理可开发软件，文科填词作赋，而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畅游史海，对两汉魏晋史实用功甚深，且不限于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的研究，而是以此为门径，窥看古中国千年的制度秘密。
经过多年沉淀，他拿出了这部作品，从人们最熟悉的三国时代入手，上溯两汉，下启隋唐，用不大的篇幅，精准有趣的解密了古中国政治秩序的奥秘，向读者展现了中国版“权力的游戏”。
之所以选择三国时代为切入点，司马兄有其独到的眼光。三国是人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读者对三国的了解还局限于《三国演义》。
即使突破演义，从《三国志》了解三国，如不了解两汉，不了解魏晋，那么对于夹在其中，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秩序铺排都有着承上启下的三国时代，仍也只能浮光掠影，难探堂奥。
比如，黄巾起义真是如后世白莲教一样的农民起义吗？这场不过八个月便冰消瓦解的动乱为何会给后世带来巨大的变革？为何曹操必须利用汉室，而袁绍却不必？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想要光复的汉室，真的是东汉吗？为何曹操可不必篡汉，而曹丕继承了曹操的功业，却必须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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