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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方增先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写生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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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同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敦煌考察队赴千佛洞
方增先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近30年,他潜心教学,言传身教,瑞泽桃李,一大批在当代人物画界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画家都是方增先先生的学生。除此之外,他高度重视美术馆的学术建设和社会服务,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国际艺术平台——上海双年展,是当代中国艺术多元发展、繁荣创新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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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在示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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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红书》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原执行馆长李磊则认为,方增先先生不只是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实主义中国画的高峰。李磊和方增先曾在一个办公室共事,期间经常向方老请教如何画画,以及当时他怎么会想到这样画?“他说其实很简单,一个是时代的要求,解放后要反映人民群众,但是怎么反映?开始也不知道,学了苏联的办法,我的办法是向苏联的现实主义学构图和讲故事的方式,再是用水墨来画素描,最终要把它画成中国的画,而不是外国的画。”晚年,方增先对自己水墨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不断写字,将书法的意趣用于人物画,并常说,多画一点,以后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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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在作品前
艺术评论家毛时安也认为,方先生不只是浙派人物代表性画家,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物画和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一个路径。“中国美术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各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美术样式的冲击下,实际上方先生也在思考,中国画怎么杀出重围,再现中国画的当代面貌?这个热闹的时代,也是探索者、先驱者非常寂寞的时代。”毛时安说,“浙派人物画是方先生漫长艺术生涯当中的一个片段,从80年代开始,在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后,他从新角度探索中国画,同时他大胆回归中国画的本体,从书法和传统入手,再看中国画。”引学术入美术馆,将国际双年展落地上海
作为现代型美术馆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参加追思会的大部分人或在上海美术馆、或在上海美协与方老共事过。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研究馆员茅宏坤就提到了1987年的上海美术馆的转型,当时方增先作为馆长对于文化艺术抢救性的发掘和收藏,如今中华艺术宫大部分林风眠的馆藏是当时方老留下的,对于美术馆如何收藏,如何做学术,方老有榜样的作用。
李磊也回忆到,他改变了美术馆仅仅作为服务社会的展览馆的功能,而是像博物馆一样抓学术,并建立上海美术馆的收藏体系。他也像上海美术馆的家长,虽然年纪大了以后不是每天来,但是他一直挂念着上海美术馆的工作,也如父亲一般关心美术馆的年轻人。
特别是方增先先生在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期间,敢为天下先,大胆的开拓创新,1996年创办了第一届上海的双年展,这个品牌展览已经延续了20多年,至今一共举办了13届,同时逐步的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当代艺术的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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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在上海美术馆前
李磊和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江梅都曾参与首届上海双年展的工作,在李磊看来,上海双年展是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回答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的方式,对于中国的视觉艺术如何走向现代化、走到当代最前沿起了个巨大的作用。李磊回忆到在做双年展时,自己是方老师的“跟班”,“在布好展转一圈后,方老师说,‘这画的什么玩意?一点都看不懂’;我们说,方老师双年展还是您弄起来的。他说,‘我不喜欢不等于它没有道理。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是大家看看了解了解,说不定对将来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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