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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孔子说“披发左衽”等惨状也不算夸大其词。但管仲的策略应用之后，中原诸侯不再忙于内战，而是发展生产，甚至对北方进行反击，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所以孔子对于这种已经被印证过很多次的方法非常推崇，认为其所处的时代也应该出现这样一位霸主，来评定已久的纷争。当然，孔子也对管仲有过批评，比如《论语·八佾》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可见，虽然孔子认同管仲的想法非常有效，但对于这个人的能力和品行还是有所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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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倒是和孟子有点一致，认为管仲的成功主要还是依靠齐国强大的实力，自身的能力并不是非常出色。而其享受“国君”待遇这样的行为也是讲求“规矩”的儒家人士所不能接受的。但总体来说，孔子的评价非常可观，既不抹杀，也不捧杀，所褒所贬都有事实依据，这也是其作品一贯的特性。孟子：挖周朝墙角，思统一，另立王制孟子对于管仲的看法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有明确记载。他认为，管仲的水平很一般，以齐国的国力统一天下都不是难事，管仲只是做到了“称霸”，实在不值得称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和两者时代差距太远有关，并且孟子很多时候都喜欢用夸张一点的说法来衬托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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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管仲的水平一般，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是想要通过这件事来说明现在的齐国有一统天下的实力，侧重点在后面，之前的话不能太较真。孟子所在的时代已经进入到了战国阶段，第一梯队的诸侯国已经诞生，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其他还有很多个小诸侯国，中山、蜀、卫等等，但基本上上对天下格局影响不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诸侯国经过春秋阶段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可以统一天下的国力，那自然就不会满足只当一个有实无名的“天下霸主”了。他们要做的是真正的“天下共主”。但问题是，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一直都是“周王室”，各诸侯国该如何办呢？这就是孟子给儒家思想入世实践找到的方法，即“天下共主”的地位是如何交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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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万章》中，孟子论述：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沤歌者，不沤歌尧之子而沤歌舜。就是在讲，舜取代尧成为天下共主，其实是民心所向，和“子嗣”传承、王位指定等等因素都没有关系。孟子鉴于此种逻辑，提出了的重要观点就是：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这就说明，“天下”的所有权只有“天下人”可以决定，不是当代天子可以指定的。这种说法就瓦解了“周王室”天下共主地位传承的合法性，也为新一代“天下共主”的诞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即，只需要民心所向，就能另立王制，做下一个实至名归的“天下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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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孟子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了“仁政”，将道德品质发展成了治国手段，其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为民谋利”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为贵”。这样一来，就能知道，为什么孟子会对管仲颇有微词了。他实际上是想要通过这样的言论来推翻之前追求“霸制”的策略，为选出新的“天下共主”做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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