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阿多诺对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仅仅强调其艰涩、困难、费解和崎岖，甚至在文章最后断言“在艺术史中，晚期作品是灾难”——这未免是偏颇之言。我尤其不太同意阿多诺对贝多芬晚期作品中“主客观”关系的判断：“客观的是断裂的景观，主观的是其中——独自——所焕发的光芒。他没有给两者带来和谐的综合。作为离散的力量，他将它们在时间上撕开，目的也许是为永恒保存它们。”这些话带有典型阿多诺式的晦涩与诗意，但其间的意思还是相当明确。而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贝多芬晚期在某些最佳的时刻，达到了音乐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意义上的主客观之间的“和谐的综合”。
阿多诺看待晚期贝多芬，既有洞见，又有偏见，个中缘由或许不难揣测：作为犹太人他在纳粹德国遭受惨痛经历，而作为深刻的哲人他对德国社会和文化为何在20世纪上半叶走向堕落一直念兹在兹，并由此一路追溯到启蒙时代寻找答案和根源。所以，他甚至在贝多芬晚期的音乐中听到了现代性社会的破裂和灾难。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论，贝多芬的晚期音乐最突出的特征确乎是“难”——困难，难解，有时甚至“难听”，而这种“难”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贝多芬年事已高，不仅在于他的个人生理原因（如耳聋加剧，彻底失聪），也不仅在于当时欧洲浪漫音乐的风格发展已经和贝多芬的旨趣背道而驰。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在今天看来如此独特而卓尔不群，最关键的缘由是这些作品统合在一起，从中显现了一种在艺术音乐中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的意识和境界——一种主客融汇、超越小我、澄明高远的“圣哲”境界。贝多芬晚年达到了“人迹罕至”的艺术高度，对于音乐的常态和一般表演者和听者的“常识”，当然就会显得困难、难解和“难听”。也正因如此，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便成为所有音乐中衡量 “深刻性”和 “哲理性”的刻度和标尺。
我曾将贝多芬艺术三个阶段的面貌和境界概括为“青年勇士” （约22至32岁）、 “中年英雄” （约32至42岁）和“暮年圣哲” （约47至57岁）。纵观整个世界文艺史，很少有人如贝多芬这样，在一生中跨越如此巨大的精神成长历程，并在人生的暮年阶段和艺术的收尾时段，达到如此深邃、超越和高远的艺术境界——或许勉强可与之相比的只有美术中的米开朗琪罗和文学中的歌德，而这两位的生理寿命（均活过了八十岁）都远超贝多芬（五十七岁辞世）。阿多诺在贝多芬的晚期风格中只是看到了不容于一般常态的坚硬性和拒绝妥协的非和谐感，并认为这是现代性社会危机在音乐中的预示。或许我们不妨先不去理会阿多诺的 “先入之见”，而是敞开心扉，以自己的心灵去感悟贝多芬音乐本身的魔力：贝多芬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Op.111的最后一个乐章，音乐勾勒出一个由祈祷沉思，转而漫步起舞，最后升腾至涅槃境界并与星空宇宙达成一体的完整心理体验历程，令人叹为观止；在贝多芬《迪亚贝利变奏曲》Op.120的最后一个变奏曲中，经作曲家妙手调理，一个看似毫无深度的圆舞曲主题在经历了三十几个堪称魔幻的变形和拆解后，在此一变为一个温文尔雅、晶莹剔透的贵族“小步舞曲”——这是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社会的反讽性回忆吗？而在贝多芬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Op.135中，极为精炼的慢乐章仅寥寥几笔，即让听者感受到非同一般的崇高感和深不可测的严肃性，最后又将听者送达心醉神迷的至福境界……
看来，阿多诺的哲学论述并没有完全抓住晚期贝多芬的精神核心和内在统一性。其实，按阿多诺自己的哲学原理看，艺术并不是直白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提供对社会的批判和逆反性的理想乌托邦——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恰是如此，它体现着与现实和现世相对的理想和彼岸。理想和彼岸很难达到，但它通过贝多芬的音乐获得了声音的实体存在。一旦声音响起，我们就能在乐声中听到那个理想，并借助音乐抵达那个彼岸。
2020年11月29日写于冰城“望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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