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姝昱
“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这首唐诗中提到的豫让，是我国古代的著名刺客，因以身殉主的悲壮事迹、感人肺腑的忠肝义胆而被千古传颂。
豫让，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人，晋国正卿智伯瑶的家臣。在公元前455年的晋阳之战中，智伯瑶兵败身亡，头盖骨被仇家赵襄子漆成饮器。豫让为了替智伯瑶报仇，忍辱负重多年，不惜埋伏在赵襄子的宫中做起卑贱的掏粪工，甚至漆身吞炭自毁容貌和嗓音。行刺失败后，豫让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继而三跃斩衣、伏剑自杀。“死之曰，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史记?刺客列传》如是记载。
【 《豫让论》的立意创新与行文思路】豫让感念主公智伯瑶的礼遇和重用，不惜以死相报。重情重义，感人至深。长期以来，文人志士谈及豫让时，笔下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褒奖诗文，例如唐代诗人胡曾的那首《豫让桥》。但仔细斟酌，豫让的行为是否有不妥之处、境界是否称得上高尚呢？明代文学家方孝孺的一篇《豫让论》另辟蹊径，以史料为基础，指出了豫让过于计较个人得失，而未以国家利益为重；没能劝诫主公防患于未然，而是在灾祸发生后捐躯殒命。这样的不负责任、欺世盗名之举，并非真正的忠臣烈士所为。文章内容充实、论证有力，充满真知灼见。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豫让论》开门见山，先亮明观点再扎实论证。作者认为，士人君子身为家臣，既然得遇知己，便要发挥才智、大胆忠谏，尽力维护社会安定，为主人消除隐患、保得平安。这样，自然能流芳百世。如果“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是在事业失败后才去以死明志，则有沽名钓誉之嫌，并不值得效仿。
所谓“上医治未病”，也是这个道理。魏文王问扁鹊，家中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高？扁鹊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在他看来，长兄能治未病，而自己能力有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情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防患未然，好过亡羊补牢；未雨绸缪，优于临渴掘井。治病如此，做事也如此。在《豫让论》一文中，作者立论坚实，对豫让的言行进行了中肯评价。
文章表示，豫让之死是忠心的体现，但在死的动机、方式上有不忠之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豫让对智伯瑶的报答出于私心。“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由此可知，正因为智伯瑶以国士相待，豫让才愿意为他而死。换言之，豫让考虑的不是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而是一己名利。生而为人，本就应该知恩图报，这是基本道德要求。但现实中，有没有境界更高之人呢？作者以段规、任章、郄疵等人为例，呈现了一种更高的道德修养。这些人虽未享受国士的待遇，却仍尽心尽力，处处为国家着想。两相对比，高下立见。作者抓住要害，从这一角度进行了巧妙论证，颇具说服力。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文章提出，国士是为国家扶危济困的人，豫让既然认为智伯瑶待自己如同国士，就应该在他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诚恳地劝谏。那么，什么样的劝谏之言才有力度，才能收到实效呢？“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等语句切中肯綮，理性分析了“无故而取地于人”引起的忿恨或骄横情绪，以及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旨在让智伯瑶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不当言行。但如果反复进言、痛陈利弊，智伯瑶还是不听呢？
作者谈到，豫让如果心系社稷、忠心耿耿，此时不妨考虑以死相谏。用文中的原话说，便是“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在他看来，这样的死法才壮烈，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更有价值。智伯瑶即使再顽固愚昧，也会被这种诚心和精神所打动，或许就能幡然醒悟、发愤图强，从而保全整个家族。此番论述，与上文提到的“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形成了呼应关系，讲明了与其斩衣而死，不如以死相谏的道理。文章据实说理、语重心长，逻辑之严密，论述之深刻，让人由衷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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