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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结合后世对唐朝的影响，唐朝前期最盛的太宗、高宗时期，正是因为运河的便利，尤其是隋炀帝开凿的江淮—洛阳一段的交通便利，才客观上使得政府组织增加的开销激增（太宗时期，文武高级官员642人，高宗显庆初，一到九品总计13465员。）由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前者农兵一体，自备钱粮，后者国家承担所有，且派发钱粮。）花费巨大的唐朝前期得以较为平顺得渡过，且日益繁盛。不然，如高宗在位花费约一半时间七下洛阳，武后在执政二十余年间除去约三年在长安之外，其余时间均在”神都“洛阳为何？正是经济原因，也是因为运河只修到洛阳，有了运河之利，唐王朝才基于此日渐繁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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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换个角度看，有句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运河最初的开凿虽然因为工程伟大而花费许多人的心血和劳力，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和生命，但是他们的牺牲并不冤枉，因为自他们开凿完成之后，后世数百年都得以收到丰厚的“回报”。于是唐人皮日休在《皮子文薮》中也有深刻的认识：“垂后以功者，当时劳而后时利......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运河塞——宋帝国的繁盛与衰落到宋立国时，由于太祖其本身经历加上开国过程有鉴，“杯酒释兵权”之后，军权集中，政府遂募重兵于中央，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开支，尤其是对粮食需求的激增，政府首要的选择就是利用漕运走运河，以便让江淮的米粮得以照顾北方和西北方的边防。于是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就是最适合建都的地方，也就是后来的东京（汴京），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盛世宋朝图景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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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隋炀帝开凿的运河，是后来宋朝日渐繁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经济顶峰”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人对其重视的程度，如淳化二年（991）六月运河溃堤时，就连皇帝本人也亲自下河来督工修理，《宋时》有载：“淳化二年六月，汴水决浚仪县。帝乘步辇出乾元门......车架入泥淖中行百余步，从臣震恐。”可见一斑。而由于“汴京之变”的发生，运河上游又发生了溃决，运河被阻塞乃至切断，政治中心北方与经济中心南方也被迫“分离”。于是一直以来宋朝依靠的“靠山”—运河之利倒了，米粮供给不足，导致军队被削弱到大部分无力维持的程度。而即便如此，在宋金对决的时期，仅依靠着运河南段，也有力地支持着南宋的立国，虽然依旧无力回天。但客观上“运河”的畅通与阻塞与否，也导致了宋朝由繁盛到衰弱，乃至慢慢走向后来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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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宋朝的繁盛与衰亡客观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运河在其中几乎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写在最后：隋朝，隋炀帝开凿运河，虽然史书上劣迹斑斑因游玩江都而兴起修建，是为昏君作为，尤其终其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以河而兴，以河卒。”但是，如果站在历史长河的高度去全面评价的话，隋炀帝只开凿运河一件事，便可称得上是“千古一帝”，因为这条运河的顺畅与阻塞，几乎实实在在左右着后世数百年唐朝和宋朝两朝的盛世与衰亡。或许正如对此研究颇深，并著有在1944年初版就被当时学术界公认“千古不刊之作”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的全汉昇先生所研究所得的那样。自隋以来，隋炀帝开凿的运河的畅通与否确实左右着唐宋帝国的国运兴衰，其结论振聋发聩：“运河通，则国运兴；运河塞，则国运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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