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式小说《打春》的开拓及不足


粤式小说《打春》的开拓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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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春》
张淳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20年10月
●董上德
说起粤式小说,我们自然会想到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多卷本),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等等。它们尽管各有特色,互不相关,可是,也有若干共同特点,构成“粤式小说”的“符号元素”。比如,都是以广东人为主人公,都会在小说叙事中穿插描述岭南的风土人情,都格外重视作品中的“女一号”形象的塑造(胡杏之于《一代风流》,许凤英之于《香飘四季》,刘琴之于《山乡风云录》,等等,均为显例)。广东的小说创作,已然形成较为稳定的艺术传统。
新近出版的《打春》,又是一部粤式小说。其主人公沈阿契是一位平凡而奇异的女子,贯穿作品始终,其人生故事是全书的主体;书中穿插了很多南国风物元素,如潮州陶瓷、潮州歌谣、潮州婚俗、荔枝种植、南海神庙、祈风大会等等,充满着岭南风情;沈阿契以及她的家族成员,全是潮州籍的广东人。通常粤式小说的种种“符号”,均在书里呈现。
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建构起“广州—延安”的时空张力,在此巨大的时空关系里展开小说叙事;《打春》在结构上有点类似,它也建构起“潮州—广州—开封—漳州”的时空张力,在如此复杂的时空关系里呈现奇女子沈阿契的人生轨迹。
粤式小说《打春》的开拓及不足】沈阿契的故事框架如此奇特,与《打春》的题材选择密切相关。《打春》跟我们常见的粤式小说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作者选择的是历史题材,而不是现当代的社会题材。全书的叙事以北宋时代的潮州为起点,以潮州人的海外经商贸易为大背景,以经商的挫败与困顿为沈阿契家的“现实境遇”,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家族故事,描述了沈阿契身为一个弱质女子是如何在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惊涛骇浪之中由少女而成为少妇、由少妇而成为“活寡妇”的坎坷历程。换言之,《打春》的题材选择,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海外经商贸易”,沈阿契父辈的得失否泰,她的丈夫陈云卿的长年“不归”,都与此相关。他们出海,都是走“西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唐、宋以来,中国商品市场的开发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各地,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了宋代海外通商贸易的路线,有诸多的海外商贸点,自南洋进入印度洋,可以说,从7世纪到14世纪初,中国的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余也非著《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524页)。《打春》作者选择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题材是有历史依据的。而对于粤式小说而言,这是小说题材的开拓,既具有艺术构思上的挑战性,也是对当下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种有着现实意义的回应。
写《打春》,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宋代的市舶史、海运史、货币史,以及广东、开封(即书中的“东京”,北宋京城)、福建等地的风俗史,等等,是必备的相关知识。《打春》作者看来是查阅过不少史料,积累了必要的历史知识,故而,书中的相关描述,大体与历史相符。
可是,严格说来,《打春》不算是“历史小说”,它没有依托历史名人,也不展示大家熟悉的历史事件,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虚构人物及其故事,这也给作者带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较大的想象空间。小说写得意态从容,挥洒自如,沈阿契的形象较为丰满,她的不幸与聪明,她的坚守与倔强,她的强烈的母爱与严重缺失的情爱形成“错位”,诸如此类,是小说着意描写的情节。作品文字洗练,叙事节奏明快,可谓波澜起伏,跌宕多姿。
然而,作者毕竟年轻,写作经验还不够丰富,《打春》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不足。具体而言,一是头绪过多,人物如走马灯似的出场,主观上想将北宋的市舶制度、币制改革、海运始末等都纳入书中来呈现,塞得很“满”,而又展示不够充分,给人留下“走过场”的感觉;二是小说结构过度“线性化”,即本来是一个多卷本的结构,却仅用18万字的篇幅完成,沈阿契的行踪显得有些飘忽,缺乏必要的叙事“耐性”,情节于是欠缺“深透”;三是语言的运用,较为“现代化”,最为明显的是沈阿契与其儿子陈崇贤的书信往来,全是“大白话”,而实际上,那时的人写信,是使用文言的;四是对于人物心理上的复杂性,还是欠缺考虑,如沈阿契怀孕生子而丈夫“缺席”,引起夫家的高度怀疑,还引出“滴血认亲”的难堪话题,作品本应有适当的心理描写,而作者没有细心顾及,留下了遗憾。不过,总而言之,《打春》是一部新问世的粤式小说,写作难度较高,作者的勇气与探索是值得鼓励的。希望日后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作者将它打磨得更为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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