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观记》中记载：“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树皮、麻头等对于人们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垃圾，蔡伦却将其变废为宝，造纸术也成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以蔡伦为例，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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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碍于严峻律法的管束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虽然古代商品经济不甚发达，但是古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不少，这些生活垃圾的处置都成了一个大难题，因为各朝各代的律法都有规定不能将垃圾随意丢弃在街道上，其量刑之重，让百姓不敢轻易犯禁。如《韩非子·内储说上》曾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众所周知，秦律严苛，即使是在垃圾管理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在《秦律》中有“弃灰于道者被刑”这一法律条文，其量刑沿袭了商法。即便是到了开放包容的唐代，随意丢弃垃圾也是会被重罚的，《唐律疏议》中规定：“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在这样严苛律法之下，古人不敢犯禁，只能尽量减少垃圾，或者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的回收利用垃圾，将其变废为宝。二、受到其中利益的驱动但是光有刑法震慑还不够，还需要有利益的驱动，才能将垃圾变废为宝。墨的出现，就是利益驱使所致，明代朱常淓《述古书法纂》中记载，西周“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而墨的前身，是毫无价值的煤烟，不仅毫无价值，还会给人带来烦恼，煤烟黏附力强，难以清洗，于是古人利用这一特性，将之加工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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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人看来，墨不仅是必需品，好墨对自己作品还有加持作用，对于他们来说“有佳墨者，犹如将之有良马也”，所以好墨供不应求，如南唐制墨名家李廷珪的墨就让时人感叹“千金易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不仅如此，古代不少文人有藏墨、品墨之嗜好，为此推动了以徽州为中心的制墨行业的发展，时至今日，徽墨之名依然如雷贯耳。墨的出现和存在，为古代墨工提供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制墨名家更是从中获利不匪。不仅如此，还有人从垃圾处理回收中看到商机，以此为业，从中获利，如唐代张鷟《朝野佥载》记载：“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这段记载说明了在唐朝是就已经有人从事垃圾回收的工作了，并且以此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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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受到庞大利益的驱动，使得古人将煤烟制成墨，也正是利益驱使，罗会以“剔粪”为业，从中获利巨万。也正是因为有利可图，古人才会充分利用自己智慧，变废为宝，将垃圾变为宝物。三、出于改善环境的目的很早以前，古人就意识到了垃圾对于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据《隋书·庾季才传》记载：长安城“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是因为数百年里人们的粪便、垃圾处理不当才导致的长安城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水质变差变咸，明代的袁黄《全农书》提到：“惟不收粪，故街道不净，地气多秽，井水多盐。”生活垃圾不仅影响了自然环境，还影响了居住环境，据《燕京杂记》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可见当时正是因为古人的处理垃圾不当，长期将垃圾堆于门外，造成居住环境恶化，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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