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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的《本命年》根据刘恒小说《黑的雪》改编，拍摄于1980年代末,本身是一部相当老调重弹的艺术电影，讲述疏离孤立的个体徒劳无功努力重新融入社会的俗套故事。不过，得益于谢飞的精心创作，我们在30年后仍能一窥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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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李慧泉是个半文盲的混混。青年时代一直在北京的胡同里与其他混混们喝酒打架。有一次他喝醉了，帮一个据说被女友耍了的朋友出气——事实上，这个女孩早在几个月前就甩了他的朋友。结果这位朋友不仅强奸了那女孩，还杀了她的新男友。
几年后，李惠泉出狱回到家中，发现他的家人和老朋友要么死了，要么进了监狱，留下他独自一人，不得不重新维系与周边人的关系。一开始，李惠泉融入社会的过程并不顺利，那位杀人入狱的朋友的家人与他保持距离，他自己也因为羞耻感和疏离感，找不到工作、无法结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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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惠泉很快追随时代潮流成了一个练摊的个体户。他以前的硬汉名声和现在的新财富也使他赢得了新秀歌手赵雅秋的关注。可惜接下来的发展并不如意，就在李慧泉发现自己很喜欢赵雅秋的时候，她却一声不响去了其他娱乐场所表演，在那里她结识了很多人，不再需要硬汉的保护。
在被赵雅秋拒绝的同时，李惠泉逐渐与走私倒把的不法分子熟络起来，而那位杀人的朋友也越狱逃到了他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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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社会疏离感和个人何以自处的电影在国外非常普遍，情节结构大致类似: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决定性的问题,迫使他重新审视他对于周围人的态度和判断。在自我批判的推动下,角色最初会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开始与周围人形成新的联系，然后出现挫折，角色要么克服逆境继续新生活,要么重回旧模式——或者解构该类型的局限性，将两种情况融合起来。
这类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总是把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孤独的人，面对着铁板一块的冷漠社会。适应改变或者拒绝融入完全在于个人，社会本身则完全是被动的，似乎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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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能动性的信念，反映了战后欧洲艺术电影传统的存在主义根源,个人总是被视为英雄或悲剧人物面对冷漠或不人道的世界,社会或体制。虽然，《本命年》确实属于该类型，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李惠泉在一家餐馆喝得酩酊大醉，砸了人家一桌子饭菜。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家里有个警察。警察告知，如果不是因为李惠泉还没有工作，一定会对他罚款，因为他没钱，所以他只用赔盘子杯子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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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警察在整部电影中多次出现，被系统性地描绘成了一个积极的正面形象。首先，他放了李惠泉一马，然后还打算给他介绍对象，最后还试图说服李惠泉主动透露逃犯的信息。
这里的警察并不是西方电影中那种不人道制度的代言人，而代表着一个充满关爱、包容和宽容的社会，一个不压制异类，而是鼓励其积极往来的社会。
相对应的，片中的不法分子也并非完全自私自利的坏人，使得影片更加复杂化。违法分子也表现出了友好和包容，利用李惠泉的江湖义气，或从他那里骗取钱财。
在这部电影中，个人孤立与融入集体绝不是进步与倒退、对与错的简单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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