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七年（1827年）七月，内务府程氏兄弟侵义庄土地，被在京歙县乡绅告至官府，其中京官就有10人，均为御史、员外郎等，程氏兄弟后援仅1名候补知县，自然惨败。
在商不言商，只想当大官
一般来说，会馆是为商人服务的，可北京的歙县会馆却出现了去商人化。
据邹怡的《善欲何为：明清时期北京歙县会馆研究（1560—1834）》，乾隆六年（1741年）刚迁到新址，歙县会馆便立《会馆公议条约》，提出：“创立之意，专为公车（指来京考试的举人）以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官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
科举三年才一次，房屋空置怎么办？《会馆公议条约》称：“谒选官及外任来京陛见者，皆听会馆作寓，每间输钱三钱”。可能是费用太高，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订公约时，改成“每间输钱一钱”。
宁降价，也不给商人住。
早期公约允许歙商“每年二人轮流”管理，置两名歙人京官审议。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订公约时，改成“自本年为始，阄定京官二人轮流掌管”。
徽商与晋商同属“儒商”，但晋商认为“贾可以习儒，儒亦可贾”，徽商则坚持“儒为名高，贾为厚利”，经营一旦有成，立刻转向官场。安徽休宁会馆亦如此，馆规明确提出：“会馆乃冠裳之地，不得借贮凭物。”
会馆冷漠，歙商亦回报以冷漠。明代建馆和几次大修，共253人捐款，其中239人是官员。清代则以一人捐为主，捐款者多有企图。比如黄履昊，本是大盐商，乾隆下江南时曾寓黄家私宅“黄园”，并赐名“趣园”。捐建会馆前，黄履昊刚捐得五品刑部郎中，是乾隆年间在京的最高文职捐官。黄履昊捐私宅外，另捐1800两（项目全部获捐3014两），他后来果然被加恩为从三品。
有人修馆，没钱维持
在京任官的歙人吴炜为扩建会馆，曾趁两淮盐商进京时召集共谋，众人“乃议拨二千金邮寄京师”，可回去后却无人寄钱。后吴宽任内阁中书，抓住豪商徐士业、徐士修兄弟，终于完成扩建，徐家兄弟由商入仕，徐士修“累阶至二品”。
至于嘉庆九年（1804年）的重修，则是鲍漱芳独力捐资2100两，鲍漱芳的父亲鲍直道是八大纲首之一，鲍漱芳曾为官军平叛捐款，当上了盐运使。
商人不愿帮衬，会馆经营艰难。
据邹怡钩沉，歙县会馆主要经费来自三方面：一是强制本籍新晋官员捐纳，但平均每年才52两；其二是科举成功的同乡在会馆缴费设匾，每次不过几人，“兼有惜费而不题名者”；其三是投资放债，最多时年收利息192两。
这么点钱，怎么够花？好在从嘉庆十六年（1811年）起，额外多了一笔“邗项”。
“邗项”始于名臣阮元鼓动下，两淮盐商合力资助了在京的扬州会馆，内阁学士鲍桂星以此为例，召集两淮盐商向两淮盐运使阿克当阿申请资助，结果从工程款下每年支给歙县会馆3000两（后减为2400两）。扬州运河古称“邗江”，故此拨款名为“邗项”。
“邗项”被批准，因地方官每年要向收入低的京官支付“炭敬”“冰敬”等陋规，以换取工作上的方便，这笔钱应由私库支出。包装成“邗项”后，其中2500两明确规定划给在京中下级歙官，把私人支出转成公费，剩下的500两归歙县会馆使用。
“券门”究竟去哪了
传说鲍桂星对办成“邗项”极感自豪，为歙县会馆撰联：
钟毓本山川，问练水黄峰，几多人物；
科名关福命，知状元宰相，不在文章。
曹振镛看到后，将“不在文章”改成“不仅文章”，令鲍桂星叹服。曹振镛是歙县人，为官54年，因“多磕头，少说话”，历三朝不倒。名臣林则徐是他的弟子。
有了“邗项”，歙县会馆仍未挽回颓势。安徽原属江南省，清初才分省，徽州、安庆、合肥三地区文化各异，彼此不甚认同。李鸿章崛起后，力推省籍观念，捐银千两倡建安徽会馆，以为同乡“宦游、讌聚、栖止之地，所以联洽乡谊也”。除李鸿章兄弟捐银，淮军将领又出资万金。李鸿章亲笔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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