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这个方向，班宇越写越顺畅。他写《盘锦豹子》《肃杀》《枪墓》，写《夜莺湖》《双河》《渠潮》等，那些普通人的悲喜、命运在他的笔下一一铺展，“在寒冷水底游着的是大时代下渺小的个体，被刺骨又让人恒久麻木的湖水裹挟”，有人评论说。后来，这些故事陆续被收入小说集《冬泳》和《逍遥游》中。
不是生活的失败者，是庸常者
对上世纪90年代东北那股“下岗潮”，班宇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把我保护得很好，生活受得影响不大。”他记忆中与之有关的画面是2000年春节，一次家族聚会的饭桌上，他突然发现，一大家子十几口，大人中除了他父亲，其他人都领着退休金、低保金或失业金。
当时，班宇在读重点高中，“内心有一点忧虑，升学压力是一方面，还有补习费等，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但我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去自寻出口。”
班宇的出口就是摇滚乐。放学后，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去买摇滚乐碟，也买音乐杂志。其中《我爱摇滚乐》的后半部分，常登载一些小说，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乔治·奥威尔等，对小说中的故事和思想表达，他感到战栗、激动，“想象着抵抗与超越，不在乎误解”。
从小说集《冬泳》到《逍遥游》，有人总结说班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失败者”，而且这些“失败者”甘于失败，不去改变。“很难说我写的是‘失败者’小说，我觉得每个人在任何一种时刻都能感觉到能量。或许有人会觉得他们是生活的庸常者，他们的情感状态和自洽程度要充沛得多。”班宇说。
去年5、6月份，班宇一度对自己还能不能写小说产生了怀疑。那时他正当红，有段时间每个周末都在出差。每到一地，他就急匆匆坐下来，一个人一口气讲上一个小时，讲小说，讲东北，讲自己的经历，常常疲惫不堪， “像是把自己搬到舞台上，接通电源，如一架唱机，将心路历程播放无数遍，直至唱针磨损，嗓音失真”。
他因此而郁闷。“所有人对你都是善意的，但是你不断地被自己掏空。同样的话说很多遍之后，你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在表演？虽然实际上你说的都是实话。”当时，他正在写《夜莺湖》——小说集《逍遥游》的开篇，写得很艰难，极其焦虑，曾想过停一段看看，但很快打消这个念头，“我的一部分能力得到了释放，但还没到能力的边界。我还想争取再写一点”。
接受采访时，班宇语速很快，操一口纯正的东北腔。他不太愿意谈论自己，而更愿意谈论作品。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想不通人们为何总是迫切想知道他“到底什么来路”，他不知如何概括，只得一遍又一遍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东北往事和10年乐评生涯。直到这次疫情期间，他突然有了答案。
有一天开车在路上，班宇打开收音机，听到一段田连元的评书，讲的是满门忠烈杨家将，没头没尾。当时已近午夜，车外风雪交加，有很小的雪粒，从天而降，折射着街灯，扫落在车的前窗上，马上化掉，转瞬即逝。他清楚地听到那些撞击和融解的声音，“我忽然想到，以后问及来路，或许可以说我来自一个立体声的世界，复杂而美妙”。
【班宇，后工人村时代的悲喜剧】这个立体声的世界，有雪、有冰，有五里河体育场和卫工明渠，有浴池和泳池，有工人村和工人村里的人。他身处这世界，倾听这世界，书写这世界。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他逐渐确认，“经历过的许多时刻，也许是为了落笔的那一瞬间而存在，这种感觉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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