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傅斯年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卖书葬母”“六亲不认”|逝世70周年祭( 二 )


 新式|傅斯年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卖书葬母”“六亲不认”|逝世70周年祭
文章插图
《傅斯年文集》(再版),欧阳哲生 编,中华书局,2017年10月。南京沦陷后,傅斯年辗转到长沙。两位侄子来见,傅开始很高兴,也感谢下属。后来问侄子祖母的下落时,他俩回答:“没有逃出来!”傅一听,勃然大怒,当场打了侄子几个耳光。护送两位侄子的下属,站在旁边,尴尬不已。随后,他派人陪老母亲从安徽和县,辗转由陆路转移到汉口,再赴长沙。他为母亲逃难所受的困苦而不安,曾内疚地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此后傅母又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重庆,和弟弟傅斯岩一起生活,费用全由傅斯年负担。“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孝经·纪孝行章》)将母亲接到重庆后,虽然自己条件艰苦,傅斯年“仍勉力供给他老人家肉食无缺”。重庆医疗条件差,傅母的胆结石被误诊为胃病,延误病情,1941年10月去世。
 新式|傅斯年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卖书葬母”“六亲不认”|逝世70周年祭
文章插图
在书桌前的傅斯年。四个月后,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假如“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早治疗。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隔一个月后,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至今念之,倍觉罪恶者也。”此时傅斯年的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眼底血管已破裂。住院时医生们都认为病情危急,友人们无不悲观。1941年7月7日出院后,继续在歌乐山休养。傅斯年也悲观地说:“这个病是不会好,只希望拖得好。”恨不得他早死、自己好解脱的孔祥熙,已经在外面打听、撒播,“听说傅斯年病的要不行了!”于是,好强的傅斯年抱病出席一半参政会会议,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要反贪、攻孔。母亲去世后,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丧事亲力亲为,看地、安葬,连续操劳奔波,血压都不量了。等忙完丧事,到李庄一量血压,打破一切纪录。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傅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未开吊,未发讣,事后登报耳。”他手头拮据,又逢国难,只好卖书葬母,丧事从简。“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02与妻: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精神伴侣1911年12月,不满16岁的傅斯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萃结婚,显然是一桩包办婚姻。傅斯年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早在1918年11月,就公开撰文抨击家庭是“万恶之原”,鼓吹独身主义。傅斯年虽然告诉顾颉刚,“绝没有室家之念了”,但对这段包办婚姻也不绝情。1919年秋,他在出国留学之前回山东老家,泡了两个月的“温柔乡”后,立场明显松动软化,又对顾说:“现在对于家庭的观念,只主张改良,不主张废去了。”顾颉刚以此为例,分析“家庭里实在有浓厚的爱情,教人颠倒在里头,永远撇不开来。”笔者由此判断,傅斯年对丁馥萃曾有好感和留恋。
 新式|傅斯年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卖书葬母”“六亲不认”|逝世70周年祭
文章插图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 著,王晓冰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6月。1934年夏,傅斯年与丁馥萃离婚,“通过胡适和丁文江的斡旋,获得一笔贷款来处理离婚事件”(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他出国求学时,前妻侍奉傅母尽孝,离婚后一直未再嫁。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和俞大在北平再婚,成为俞大维的妹夫、陈寅恪的表妹夫。1935年4月13日,丁文江写信告诉胡适,傅斯年对“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
 新式|傅斯年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卖书葬母”“六亲不认”|逝世70周年祭
文章插图
俞大与傅斯年。总体而言,俞大给傅斯年带来温暖和幸福,是他的“佳偶”(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是不争的事实。俞大贤淑聪慧,不以名门望族、名人妹妹自居,也不强势要求傅斯年迁就她。相反,据胡适、傅斯年在北大的学生徐芳回忆,俞大“很顺着傅斯年,不得罪他”,认为“你怎么样我就照你的意思做”,所以“两个人处得来,很平安”。比较胡适、傅斯年的家信,他们的内容风格彼此迥异。胡适几乎不和江冬秀讨论复杂的人事、政治、学术、国家等大事,絮絮叨叨以生活琐事为主,定位于“生活伴侣”。傅斯年不仅与俞大大量讨论敏感的所务、国务和微妙的人际关系,而且自然倾诉自己的烦恼,可见夫妇信任、默契、合拍,定位于“精神伴侣”。陈寅恪与傅斯年不仅是姻亲,还是同窗、知音、密友。1927年7月6日,陈题诗赠傅,其中第二首的颈联是:“今生事业馀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借曹操煮酒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典故,对傅斯年即将开创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业绩寄予厚望。傅斯年的学术初心,一生未改;对陈寅恪礼敬,一生未变。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史语所职员陆续由湘迁滇,傅、陈两家住在昆明城北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宿舍楼,傅在一楼,陈在三楼。陈身体虚弱,右眼已经失明,左眼高度近视,行动不便。昆明常遭日机轰炸,听到防空警报响,别人纷纷往外跑,傅斯年却摇晃着肥硕之躯,往上晃到三楼,小心把陈搀扶下楼进入空地的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水深盈尺,陈寅恪带着椅子坐在水里,等警报解除。曾苦中取乐撰写对联描述此情此景:“闻机而坐,入土为安”。“机”指日机,“入土”指入防空洞。傅斯年忙碌,不可能每次由他扶陈寅恪下楼。1938年10月,史语所迁至昆明郊外龙泉镇龙头村;1940年冬,又搬迁至李庄。陈寅恪则未赴李庄。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