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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傅斯年（立排右二）、陈寅恪（立排左二）和章士钊（立排左四）等人合影。03与友：六亲不认与礼不逾矩然而，即使是对陈寅恪这位学术泰斗，一旦涉及规章、规矩，傅斯年并不会通融，反对陈寅恪违规拿高薪。陈寅恪从香港刚到桂林时，养家糊口，入不敷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好心援手，直接与朱家骅院长商定，聘陈寅恪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月薪600元外加薪40元，而且聘书不通过傅斯年所长，直接寄给桂林的陈寅恪。傅斯年知情后，“六亲不认”，维护规章的原则性，适当兼顾援助的灵活性。1942年8月6日，他致函叶企孙，坚持“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声明三点：一、“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二、对总干事“略过所长处理一所之事”深表不满，“此乃违反本院十馀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传统）之举”，又抱怨叶企孙的处理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三、留有操作弹性的余地，“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信末还附录院章相关条款全文，再次强调陈寅恪“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指陈寅恪停留桂林，而不来李庄）工作，大悖院章”。傅斯年对顶头上司如此强势，固然与他的价值取向、性格、见识相关，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就是他的人脉和资历。他是史语所创立者，也是中研院元老，朋友圈精英荟萃，和蔡元培、胡适、朱家骅、叶企孙、陈寅恪等学术大腕，熟到不能再熟。蔡元培1940年去世后，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接院长，没有任何悬念地请傅任总干事。傅做了一年多，因为严重高血压症治疗、休养才辞职，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接总干事。所以傅敢想、敢说、敢写、敢做，常常又占理、又霸气，在台面上摊得开，只是难免有时咄咄逼人。1942年8月14日，傅斯年写信直白批评陈寅恪，“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直白反对陈在桂林拿专任研究员高薪，“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直白告知自己的处理原则，“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涉及每人切身利益，特例一开，易成惯例，傅斯年这个所长确实不好带队伍。8月31日，他不依不饶，又致信叶企孙，抱怨尽管陈寅恪“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他还是一向尊重陈寅恪的决定，再尽力效劳，“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宁愿“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建议对陈寅恪大幅降薪六分之五，定为“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是否加薪四十元，请叶定。叶企孙回信，提议把陈寅恪月薪加至200元。他又以“此时非年度转换时，似不必更易”为由，不同意陈的月薪定为200元，但也做了妥协，坚持月薪为150元。陈寅恪清高孤傲，虽穷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寄回专任研究员聘书与薪金。回信表示理解：“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还绵里藏针反驳傅对他“皆是一‘拖’字”的指责，回应之所以滞留香港、桂林，“取拖延主义”，跟夫人无关，全是自己做主，原因有二：其一，经济困难。在桂林月薪不过八九百元，月开销两千元以上。到李庄不能“安眠饱食”，“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其二，写作需要。“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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