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识分子的等级为：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科举是指历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而参加童试的人称为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而这，就是“功名”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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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的求学生涯十分曲折，大部分读书人仅有两条出路，那就是“入流”与“赋闲”：是跻身官场报效朝廷，还是做一个闲云野鹤逍遥自在？吴承恩与吴敬梓虽然选择了后者，但是，他们的成就却超过了大部分的古代高官。然而，这种有成就的隐士毕竟是异类少之又少。能够跻身官场，成为一方权贵，对寒窗十年的学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诱惑。毕竟，自己的一生努力，或许会为子孙后代铺设一条康庄大道，光耀门楣。自古以来，渴望成为人上人便是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那么，苦读究竟所求为何？是世俗的利益吗？也不尽然。例如《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一小部分文人，便不对名利趋之若鹜，他们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杜少卿就是其中的典型。杜少卿的家境比较显赫，他的父辈、祖辈均在朝廷有一席之地，所以，杜少卿堪称是“高干子弟”。虽说出身豪门，但是，杜少卿自幼视金钱、权力如粪土，一生乐善好施。在几年的时间内，他将家财散尽，成为不受金钱摆布的自由人。哪怕身无分文，颠沛流离，杜少卿仍乐观生活，悠然度日。实际上，作者吴敬梓如笔下的杜少卿，也是一个奇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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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境来看，吴敬梓同样出身于科举世家，他的祖辈中曾先后出现过六个进士，其中，还包括一名探花，一名榜眼。然而，吴敬梓偏偏不愿走祖辈奋斗过的科举之路，反倒反其道而行，成为一名“不孝子”，将人生奉献给自由，不做名利的奴隶。同样是不世出的隐士，但是，吴承恩却比吴敬梓幸运得多。吴承恩早年多次参与科考，却总是与登榜擦肩而过。而幸运的是，吴承恩在文学上展现出了超凡的天赋，早在吴敬梓成书的两百年前，吴承恩就已经让《西游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作。当然，虽说此二人在百年之后名满天下，但是，他们生前的境遇可谓极其苦楚，这根本不是后来人能够想象的。若非如此，吴敬梓又怎会在作品中，写下那些终身落魄的寒门学士呢？小说中的周进，在一次旅行中，来到读书人向往已久的贡院，经过一番神游，竟做了一场关于登榜的幻梦。当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梦境时，这位可怜的读书人竟满脸涕泪横流，以至于几度晕厥。在清醒之后，周进仍痛苦得满地打滚，嘴中不断涌出鲜血。经此一事，周进一夜花甲，须发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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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熟悉的范进更是如此，在登榜之前，乡邻皆将其视作最穷酸的书生，他的岳父更是对他嗤之以鼻，每每见面极尽挖苦。当范进成功中第后，乡邻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已年逾花甲的范进，更是兴奋到发起了羊癫疯。作者通过描写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他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形象，又以岳丈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极其鲜明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上揭示了世态炎凉。所幸，这两位主人公最终都如愿以偿地登榜，在垂暮之际完成了人生目标。相比之下，活在清朝的蒲松龄，可谓凄惨之极。同样是考了几十年，举人似乎与蒲松龄无缘。既然人间不值得，神仙鬼怪的故事便成了此人的情感寄托。天可怜见，柳暗花明，蒲松龄留下的神鬼志怪，竟也为其收获了身后之名，倒也算不枉此生。我国古代不入仕的读书人，大体可根据客观情况分为两种：一是、像吴敬梓、曹雪芹一样，家中衣食无忧，可以肆意追寻人生理想的；二是、像蒲松龄、吴承恩一样，运气不佳终生无缘登榜的。当然，第二类读书人更多，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流芳千古。大部分寒门学子最终浑浑噩噩地过完了一生，薄棺浅葬，成为了历史上的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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