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乾元元年六月,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年冬天,诗人由华州到洛阳看望家人。这时,安禄山已经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757年正月),随后,安庆绪率领叛军由洛阳北走渡河(757年十月),退守邺城(相州,今河南安阳)。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领的六十万官军包围了邺城,从整个局势来看,官军处于优势。但由于肃宗的昏庸,处置失当,没有一个统帅,没有统一的指挥,致使围攻邺城的六十万大军陷于“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的混乱状态,以至“城久不下,上下解体”。(《通鉴》卷二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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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剧照就在这个时候,史思明率领五万叛军从魏州(今河北)赶到河南攻打唐军。此时是乾元二年三月,两军将战,“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唐军“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结果“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洛阳)”。(均见《通鉴》卷二二一)这样一来,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洛阳到潼关一带比较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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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景区为了扭转局势,唐王朝一方面增强前线洛阳的兵力来阻止史思明的西进,另一方面立即充实后方增援潼关的防御力量,以防万一。在这大敌当前之际,补充兵力成了当时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从远处征兵已经来不及,于是,这繁重的兵役便首先落到洛阳以西、潼关以东的新安、壕一带百姓的头上。但这一带地区狭小,又经历了三四年的战乱,壮丁已被抓走然而,统治阶级却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拉夫政策,他们不管老少,甚至不论男女,都要抓去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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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壕吏》正在这个时候,杜甫从洛阳经潼关赶回华州住所,沿途亲眼目睹在残酷兵役下人民呻吟流血的惨景,并把它们写成了“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样惊心动魄的六首诗。《石壕吏》便是“三吏”中的一篇。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写“三吏”、“三别”时的思想感情是相当复杂而矛盾的。他一方面痛恨那不合理的兵役,甚至大骂“天地终无情”,另一方面对这种不合理的兵役有所保留,并没有公开直接地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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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他认为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抗敌救国的。他一方面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含着眼泪鼓励他们奋起抗战。这一基本思想在《石壕吏》中得到了比较曲折的表现。《石壕吏》以沉郁悲怆的笔调,通过对“吏夜捉人”这一典型事件的叙述,揭露了战争和黑暗兵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忍痛负重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诗人对国家的关心和对人民的同情。第二段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借老妇的言词,写出了这家人的悲惨遭遇。”第三段从“夜久语声绝”至“独与老翁别”,写“老妇”被抓走后的情景“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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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塑像大意说:夜深了,说话的声音断绝了,仿佛听到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哭。后来天亮了,“我”要踏上旅途了,就只和老头子一个人告别了。“夜久”,夜深,表明很长时间。“语”,讲话。“绝”,断绝。“如闻”,好像听见。“泣”,低声哭,有泪有声叫“哭”,有泪无声叫作“泣”。“幽咽”,时断时续地哭泣声。说自己的不幸命运。这是一首叙事诗。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作者不加议论,让事实本身说话。全诗以白描手法,按着时间的顺序,从“暮”到“夜”,从“夜久”到“天明”,冷静而客观地描写了“吏夜捉人”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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