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知道太子丹鼠目寸光，用言语挤兑他，逼迫荆轲早日出发，于是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刻，荆轲不得不慷慨请辞。
刺秦之事非同小可，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结果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伉慨，士皆嗔目，发尽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送行又是喝酒，又是唱歌，还搞得“士皆垂泪涕泣”，行刺，似乎无须此小女儿态。
明明知道此行是去赴死，荆轲依然视死如归，果然是条汉子。从重然诺的角度来说，荆轲言出必践，值得尊敬。但事情搞得这么多人知道，实在是不应该，真正的刺客都是独行狼，惟恐被人窥破行迹才符合行规。
但从身为刺客的角度来分析，荆轲不但没有刺死秦王，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做为刺客，荆轲无疑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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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的故事在五人当中最为详实，这个原因司马迁在文章末也做了说明——“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荆轲刺秦的故事，距离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不过数十年，公孙季功、董生、夏无且三人对荆轲其人其事了解甚多，司马迁和他们交往，所以在他笔下，荆轲活灵活现，刺秦之事有如亲眼目睹。
其余四个刺客的事迹，就似乎无法与光环加持的荆轲相提并论了。
专诸刺王僚，靠的是一个“勇”字；豫让刺赵襄子，靠的是一个“信”字；聂政刺韩累，突出的是一个“孝”字。尤其是聂政，司马迁把他列入，大概是为了歌颂他的“有孝心、重亲情”的一面。至于他的行为，最多算是快意恩仇，并无其它积极意义。严仲子与韩累，并无正邪善恶之分，倘若是韩累赏识聂政，聂政也会为报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的。
这样的刺客，谁给的钱多就接单了，严格讲来，聂政这样的刺客只是政治家手中的利刃，没有思想，细思极恐。
三人中，以聂政功夫最高。但是，虽然都完成了使命，但无一例外都付出了生命为代价。
因此，三人较荆轲略强一二，但也并非最佳刺客。
刺客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不在于血溅当场，而是达成目的后还可以全身而退。从这一角度来说，司马迁笔下真正最牛叉的刺客是着墨最少的曹沫。
曹沫是历史上最早的刺客，在司马迁的笔下，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是个武勇之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齐桓公疯狂扩张、吊打凌虐众诸侯的时候。
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双方签约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逼住了齐桓公，要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光棍不吃眼前亏，在寒光闪闪的匕首面前，齐桓公也霸气不起来，只好点头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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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齐桓公同意，曹沫这才收起匕首，不动声色的退回原位。小白脸色煞白，恼羞成怒之下打算收回成命。管仲急忙劝道万万不可，贪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划不来啊，说到做到，更显大国风范。
曹沫智勇双全，谋定而后动，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干净利落的搞定了齐桓公。同时，想到了齐桓公不会因为此事失信于人，算度深远，既知己、更知人，一击中的全身而退，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大侠风范。
而且，曹沫的行为乃是为国为民的大义之举，绝非什么小恩小惠的报知遇之恩。
这样的刺客，才是真正令人敬仰的刺客。
另外，曹沫劫持齐桓公，只是客串一回刺客。他的主业是行武之人，真实身份是将军，而且是载入史册的那种。曹沫另有一个名字叫曹刿，关于他的事迹收入在了中学课文中，题目就是《曹刿论战》。
提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理论的是他，“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场指挥对齐作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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