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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中国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在《清史稿》里，他是少见的能够入传的外国人，在这本由清朝遗老所编的传记里，撰写者按照大清王朝的立场，对赫德不惜加诸“大清忠臣”的称誉之词，而同时代的学者，却把他看成是一个恶魔。他曾经以雕像的形式，站在上海外滩的繁华地段，象征着西方列强游荡中国的一段历史，但在1942年被日本人拆除之后，再也没有机会重新立起他的塑像，而在今天的外滩地段，我们看到的唯一的一座雕像是一名中国人陈毅的塑像，他象征着中国终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这个国家以践踏的方式获得存在感的各路西洋人的痕迹。因为尴尬，所以赫德必定是一个遗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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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是一位英国女性作者所撰写的赫德传记，再现了传主生活的一个侧面。赫德在今天所面临的尴尬，作者在书中深有体会，她认为：“赫德去世了，在他那个时代，英国和中国都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但奇怪的是，如今，除了研究中英历史的专家以外，所有人都把他淡忘了。”（P438）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本质上，对赫德的观看，受制于中西方的立场不同，必然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赫德。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赫德所身处的时代，是中国从“闭关和排外向着世界强国的演进”的时代，而在中国人的历史中，这一段区间，恰恰是丧权辱国的沉沦史（见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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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赫德代表着一个屈辱的过去，而从西方来看，赫德则会让人想起他们的祖先对中国的肆虐与凌辱。这才是赫德被两个国家淡忘的原因。但在学术领域，赫德的研究始终很活跃。汪敬虞所著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出版于1987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研究水平，书中把赫德定性为一个极端狡诈、阴险的侵略者。然而，随着赫德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对他作妖魔化处置或者相反，作出圣人化的颂扬，都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们的研究必须拥有中国的立场，在这种拥有的同时，我们不妨吸取西方人的研究成果，丰富对赫德的观看维度，从而更确切而精准地触摸到人物的真实内心世界，还历史人物最接近本质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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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无疑是一本视角独特而更能洞察传主内心世界的书。这也是作者与赫德的特殊关系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一本传记作者与传主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本书作者的先人，却有三代女性都与赫德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作者把这种关系确定为“红颜知己”，个人觉得会有一点歧议。“红颜知己”会有一种暧昧之感，而从书中介绍的所谓三代红颜知己来看，她们更像是女性从一个官居高位、手握大权的男人那里，凭借她们的女性天分，而获取的一点施舍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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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家族中最早与赫德发生牵连的当是第一代艾玛，她生于1829年，而赫德生于1835年，她比赫德要大六岁。她随第二任丈夫、做生意的巴克顿来到中国，后来丈夫去世，她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桑普森，他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治安官。可以看出，艾玛从商人之妻成为官员夫人，地位的升迁，使得她与赫德接近成为可能。这构成了她所在的家族与赫德之间的第一代女性往来。艾玛生有一女，出生年月为1852年，名字也叫艾玛，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二代艾玛，她要小赫德17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赫德对她只是如同女儿看待。很难说这种关系是一种“红颜知己”的关系。只是第二代艾玛只活了33岁，之后，赫德与艾玛家族的关系，则是与第二代艾玛的哥哥家的女孩也就是作者称之为凯特姨妈保持着书信往来，而这种“红颜知已”的关系性质，更像是一种爷爷与孙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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