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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写了篇《新文化运动者叫嚷要废除汉字,看到一副故意对不起的对联,沉默了》,说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中国固有的文化自豪感被打破,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大规模输入西学,青年人都以学经济、外语、技术为时髦,对国学则视之为无用糟粕。
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史学家为此痛心不已。
大史学陈垣著书疾呼:“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民族,就要保住民族文化”。
陈垣身为大学校长,决心要以大学为基地,实施“教育救国”,要求学生“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
傅斯年在欧洲目睹欧人对汉学研究的远胜于中国,倍感耻辱,1929年留学回国,立志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写信给陈垣道:“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语言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
陈垣回信傅斯年,表示:“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多次在校会上告诫学生:“有志之青年,决不可轻弃华文,不然,数典忘祖,将不知为何种族类”。
与陈垣并列史学巨擘、人称南北二陈之一的陈寅恪,也同样忧国忧民,并身体力行,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之责。
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他觉得,要重振中华文化,可以先从清华入学考试试题做起。
1932年的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考试由陈寅恪出题,陈寅恪的观点是,试题应该尽量“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字之特性有密切关系”。
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点呢?
陈寅恪想到了“对对子”,即以出上联由学生对下联的方式来选拔人才。
对联讲究对称、对应、对偶、音韵协调,又不失工整平稳,很考究文字功夫。
而且,愈是表面平淡奇、字数少、字意简单的对联,愈见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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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鲁迅在三味书屋读私塾,老师寿镜吾曾出了一个上联由学生们对,这个上联只有三个字:“独角兽”。
面对这样表面平淡奇、字数少、字意简单的对联,学生们自然张口就来,有“两头蛇”、“四眼狗”、“六脚蟹”、“八角虫”、“九头鸟”等等等。
笼统地说,都算对得上,但不为佳。
等鲁迅的下联一出,寿镜吾差点惊得从椅子上跳起来,连连叫绝。
鲁迅的下联为“比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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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为什么能让寿镜吾先生叫绝呢?
因为“独”字不是数词,但有“一”的意思;“比”不是数词,也有“二”的意思,两字奇偶相对,一个仄声一个平声;“目”和“角”都是动物头上的一个器官,也是一个仄声一个平声;“兽”是陆地上的一大类动物的统称,“鱼”则是水中的一大类动物的统称,依然是一个仄声一个平声。而且从词性和词义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得最工整。
尤其难得的是,鲁迅的答案“比目鱼”在感情色彩上与“独角兽”很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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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神话中,独角兽是一种瑞兽。它只有在履行重要使命时才出现,它的出现被人们视为美好的象征。比目鱼虽然也有两只眼睛,但它们要么同时长在左边,要么同时长在右边,因此需要两鱼相亲相爱,并肩而行才能保证安全,被视为爱的象征。鲁迅把吉祥和相亲相爱对起来,真是恰到好处。
在这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陈寅恪也不出故作深沉的上联,只用了三个字:“孙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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