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庄用笔的提按方面，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罗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赝安吴，诋毁赵之谦一事”，可与佐证。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记载：“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此又一佐证。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此话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通周与倪元潞作为师法的对象。黄潜在《花随人圣童摭忆》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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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楷书临爨宝子碑轴》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办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足“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见《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
沈曾植书凤与众不同，在清季尤为突出。章士钊评为“奇峭博丽”，甚为恰当。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翻覆盘转，跌宕沉雄；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新理自出。曾理自出。曾熙称：“(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见《忆沈寐叟师》)此话对错各半，对的是沈曾植“读碑多”，错的是“写字少”。沈曾植书法的生是因为结体上的夸张和用笔上的逆势，非写字少的缘故。他平日作书喜用锐笔尖锋，在他看来是“矫赵派末流之弊”，亦非故意为生。曾熙还认为沈氏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同上)此话应改为“工处在博，妙处在丽，胜人处在不俗”更为妥当些：文人书法求“生”很容易堕成“狂怪”，若。生”能与古意结合，那“生”就不会涉乎怪诞。沈曾植的“生”间于突帖之间，既不类于碑之苍茫，又不以帖之柔转，处于交融状态。
沈曾植书法诸体皆擅，行草尤工：有人认为他的草书为“清三百年来第一家”，大概是基于清代无草书的考虑。事实上，沈曾植晚年没有一件非常严格的草书作品，大多介于行草之间。其行草书纵横驰骋，有杨少师之妙。清代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沈氏行草书尤为难得。康有为认为“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佚于苏黄，何况余子。”(见＜中华文史论丛＞l987年第2期)沈氏行草书提的按幅度大，用笔又能翻转盘旋，极尽情性之跌害，开一代新风。王蘧常称沈寐叟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见《忆沈寐叟师》）可谓是生动的注解。据传沈曾值是主张转指执笔，一如包世臣，不知此说可靠否?如确凿的话，那末，沈曾植算是奇人奇书了。其成功处在于气质、体势方面的把握，胜人一筹。他晚年作书于点画呼应特别经意，证明他本人意识到了用笔的重要性。赵孟頫的“结字因时而宜，用笔千古不易”，是金针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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