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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知识分子创造的“鸦片”：雷蒙·阿隆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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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指出，左派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由三个主题构成的：基督教式的主题(救赎的信仰必然召唤卑下而被践踏的人们起来复仇，允诺他们以现世或来世的补偿)；普罗米修斯式的主题(普罗米修斯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含着试图掌握社会的宏伟计划)；理性主义的主题(相信社会发展是自发的，但它们需要被理性地重构)。三个主题使左派意识形态在大众心目中成为一种替代性宗教，阿隆称之为“世俗宗教”(secular religion)。“在我们现代人的心灵中，它们取代了没落信仰的地位，而又指向遥远的未来，以一种将被重构的社会秩序的形式，致力于人类的救赎。”尽管没有一个超验的信仰对象，世俗宗教却能以其强烈的吸引力，使得信徒们以全部身心去效忠这项事业。任何一种世俗宗教学说都设定了“最终目标，并以这个半神圣的目标来判定善恶”，当这种学说转化为政治时，就造成了可悲的事实：离开或超出这场运动的要求，没有什么是神圣的。阿隆指出世俗宗教的共同特点：世俗宗教在结构上复活了旧宗教的特征；它们给宇宙(或至少是历史世界)以无所不包的解释；他们解释人类不幸的意义；他们向现世灌输思想信条和牺牲精神，在理论上把个人从庸众社会分离出来，给予个人常常没有希望的生活以意义。总之，世俗宗教也就是阿隆所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比，自由民主观念常常显得逊色万分。
现代科学和信仰的多元性使20世纪成为一个意义失落的时代，人们被现代性的巨大转变从原有的确定性中撕扯出来，怀念着过去的荣耀并希冀着未来的光辉。世俗宗教这个现代性的产物，以虚假的教诲和空洞的允诺，正好填补了这个信念的真空。它向绝望中的千百万人许诺了一个未来的共同体，无论这个共同体多么贫穷，对人们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正如阿隆所说，“任何危机，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在动摇大众信念的时候，又将把它们置于绝望和热望的关节点上。”但是，不仅是大众听到了这种召唤，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知识的复杂和零碎，也常常屈从于系统化的渴望，当其他信条纷纷衰落的时候，左派意识形态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权威性的秩序和最高原则。
阿隆对世俗宗教的批判显然受了帕累托精英主义和“剩遗物”学说的启发。帕累托认为，所有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一小撮精英和受精英领导的大众，并且大众的行为必然陷入非理性之中，受非理性力量即“剩遗物”的操纵。宗教就是这样一种“剩遗物”，而大众对宗教的需要则是其本性使然。阿隆在分析中借用了这两个观念，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但是他并没有随帕累托走得更远。阿隆没有认为世俗宗教是人性的必然要求，而是把人性确立为理性的。但是，他又不是在心理学或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讨论理性，而是把人的理性植根于对社会现实的考察和分析之上。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人道的，不是看它允诺了什么，而是看它能否避免政治的罪恶。世俗宗教只是为人们预约了未来，但不能解决现实的不公正，相反却潜伏着导致极权统治的危险。
意识形态的终结
韦伯认为，在“世界已遭除魅”的现代社会，价值理性应让位于工具理性；哈耶克主张，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在制度的层面上保持无目标性(purpose-independent)。阿隆发现，20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就在于集体暴行以各种历史“正义”的神话作为自己聚合仇恨之火的旗号，因而他以信仰的摧毁者自居，成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终结”最早的预言者之一。1954年，他为阿多诺(Theodor W.Adorno)主编的《社会学》写下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由衷地欢迎怀疑主义和政治宽容时代的到来。他认为，无论是以物质的丰富来构想普遍友爱的乐观主义者，还是恐怖于以新的大众传媒和酷刑来控制人类心灵的悲观主义者，都遭到了20世纪现实的有力驳斥。他们的对话起源于工业时代之初，而且仍然要继续下去，但是将不再采取意识形态争论的方式，“人的激情大可免掉有系统的告状方式。”而且，“对立的主题也不再与一个特定的阶级或政党联系在一起了”，“人们对社会经济技术的确信已经开始衰退，并且指望这个阶级(正如被假设的那样)能够带来制度和思想的彻底更新也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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