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浓煮热呷”，药物救治
面对疫情，有效的药物必不可少。东汉末年，张仲景著就《伤寒杂病论》一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中医所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 个，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还有不少，其中有些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现在许多仍然在应用的中医救疫名方，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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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湖南博物馆藏。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全书达一万字，抄录于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的长卷之后。它详细记载了医方283个，药名254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治疗医方。帛书所记的医方中，均以用药为主，包括外用、内服等法，此外还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及若干祝由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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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金医针，河北博物馆藏。
1968 年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出土，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法，来治疗疾病，在汉代已形成了完整的灸法治疗系统。
三、“洒扫火燎”，环境净化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很早就重视环境卫生，在最早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寇扫”（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要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烟蒸洗。熏烟防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而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秦国，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薰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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