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曹禺结识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大家闺秀邓译生，邓译生后来改名方瑞，曹禺每写完一部分剧稿，就交给方瑞誊抄。方瑞以一手秀雅端庄的蝇头小楷，把稿子抄写出来，其中一部分手稿在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里还能看到。这既是珍贵的戏剧文物，也是艰苦岁月里他们用心血淬炼的艺术结晶。
曹禺渴望灵魂的自由，他笔下的人物是他灵魂的表征。繁漪“最雷雨的性格”里有对爱情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她想冲破压抑沉闷的周公馆，摆脱“最有秩序的家庭”当中最难忍受的被动服从，找到一片能够畅快呼吸的自在天空。
《日出》中的陈白露家道中落之后，成了大饭店的交际花，靠着出卖年轻漂亮的身体，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直到曾经的同学、她的痴恋者方达生到来，叫起她从前的名字，直到她感知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小东西的悲惨结局，她才终于明白，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资本世界里，她想在大饭店里找到苟且偷安的一隅是多么的可笑幼稚。她在肉体已经深陷泥淖之时，依然保持着灵魂自由的渴望，她用安眠药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却把自由的灵魂安放到阳光下的青草地上。
《原野》中的仇虎被复仇的意念所控制，然而复仇之后的归宿却是他向往的“金子铺地的地方”，尽管他也说不清那个地方在哪里，怎样才能到达。但是，在他的梦想之中，那里至少不会有焦阎王那样的恶霸，不会有人与人尔虞我诈、相互欺压造成的仇恨的毒芽。那里应该有一个像原始的“北京人”那样的生命，他不管制造了“死活人”“活死人”“活人死”的社会规约，他有足够的力量打碎一切桎梏，想爱就爱，想恨就恨，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创造力、符合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的人。哪怕历经苦难，到了生命尽头，也像《家》里的瑞珏一样，望着漫天的飞雪，依然相信“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
(小标题)“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
曹禺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是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田本相在《曹禺传》中写道：“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
《雷雨》中曾经在德国留学、成为矿业董事长的周朴园，在他认为最有秩序的家庭里却制造了一系列的家庭悲剧。《日出》中的黑社会头子金八从未出场，但是在他的打手黑三的蛮横中足见其势力强大，他要强暴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女孩，一众恶人助纣为虐。逃跑的小女孩躲入陈白露的房间，陈白露看着她的满身伤痕，将心比心，软硬兼施，逼着银行家潘月亭搭救。可是金八略施小计，就让银行家垮台，让陈白露自杀。
《原野》中的复仇者仇虎，他家的土地被地主焦阎王霸占，他的父亲被活埋，妹妹被卖进妓院，他自己被污蔑为土匪关进监狱，他侥幸从转运犯人的火车上逃脱，生命的支点被复仇的情绪支撑着。残酷的迫害制造了他的悲剧，而他也成为新的悲剧的制造者。《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爷，《家》里的高老太爷、冯老太爷，他们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恶人，但是他们的封建家长制的道德伦理、男尊女卑的偏狭意识、霸道而虚伪、自私又矜持的行为，对于年轻的生命、尊严、向往仍然具有禁锢性和杀伤力。
从现实存在出发，曹禺对人类的弱点和宿命感到无奈、悲哀，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看到人的存在和人性内涵的丰富、复杂，对不幸的人们流露出深深的悲悯。因此，他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形成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鲜明群像，他们不仅有生命的质感、人性的内涵，更有时代的烙印、哲思的韵味。
如果在社会中发现一个问题，就写一部戏剧，那么戏剧除了承载问题之外，便没有了艺术的旨趣。曹禺讲究的不是戏剧合不合局部的、暂时的意念之“槽儿”，而是讲究戏剧够不够人性的、美学的“味儿”。曹禺说：“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曹禺的戏几乎都没有确切的背景，要有也是十分模糊的。曹禺曾说，他不会像茅盾的小说《子夜》那样，在明确的历史时间概念中对现实生活的内容做出逼真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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