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又于1973年，由中央工艺美院教师们在外交俱乐部（阿老同志主管）、北京饭店、友谊商店、政协礼堂作画。也请了部分上海、西安、广东等外省市画家参与其中，引起了书画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因为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动向，有不少画家多方争取参加到这项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发起的“宾馆画”活动中，能参加不仅能从挨“造反派”批“四旧”阴霾中解放出来，还是一种至高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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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周恩来（右一）参观徐悲鸿画展，徐悲鸿夫人廖静文陪同
不过此事最初还是很让父亲感到突然的，毕竟从1966年8月，他被拉到美院操场，在烈日下罚跪批斗，戴上尖尖的“反动画家”帽子以来，他早已离开了笔墨，先是下农村劳动改造，后又被安排在中央美院看守传达室，每天收发报纸，为留守的职工蒸热盒饭，烧开水，住房挤在了一角，书画与多年收藏的文物也被造反派抄没了。然而代表国管局绘画组的古今明同志、宋潮同志与美院国画教师梁树年先生、中央工艺美院的副院长阿老（曾在新四军任职）等诸位同志的来访，顿时让父亲心中一阵阵激荡，因为这是周总理的任务啊！周总理的名字，让老人解除了顾虑，明确表态，一定积极参加这项宾馆画的工作，而且在狭小的地板上拾起旧毛笔，把昔日练字的毛边纸拼接成幅，又练起了笔墨，老人又能名正言顺地重操旧业，大展所长，报国有门了！
在宾馆，各位昔日只在家作画的同仁们，此刻几乎每天都能聚会交流，相互切磋，各展所长，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实际行动和满意的作品贡献国家，报答周总理的恩情。在“四人帮”横行无忌的严寒岁月，是周总理给大家带来了心灵的温暖，带来了中国美术的春天。
在此期间，父亲所作的“宾馆画”，大到丈二匹，小到六尺、四尺、斗方等等，共有300多件。有一次，阿老同志布置下一个紧急任务，为迎接日本高官桥本龙太郎因重要国事来京，下榻的民族饭店，中间大屏上已有了李可染先生的一幅《漓江》，两边须两件丈二匹竖幅花鸟。父亲已古稀之年，只用两天时间，就在地板上画出了一幅《竹崖群鹌图》、一幅《荷塘图》，巧妙地利用大空白，却营造了生机勃勃的画面，及时装裱在迎门大厅，完美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在场全程观画者们的好评。阿老同志怕老人犯血压高，让老人多休息几天再上班。父亲说：“我高兴就不累了，画挂在那地方，周总理一定会看到。”次日还照常上班。当年在我和母亲的陪同下，父亲都是步行上班，没有如今小车接送的待遇，那年月，小轿车是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配备的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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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李苦禅为民族文化宫创作《绿荫之下》，200x300cm
江青掀起批黑画的妖风
但是好景有变，“四人帮”认为周总理是他们篡党篡政阴谋野心难以实现的最大障碍，反周暗流在涌动着。“宾馆画”忽然变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江青公然叫嚣：“是什么人把那帮被批判的老家伙又请出来画黑画了？又捧得那么高！”她把持的文化部，改成文化组，派出小密探，搜集“宾馆画”的内幕黑材料，又弄出一部分“宾馆画”，主要是北京饭店的个别人提供的，还有一个甘当“四人帮”的密探者邵某，从宋文治先生手中骗出来一本册页，内有一幅黄永玉画的《猫头鹰》。他们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场“内部黑画展”，组织一些单位来参观批判，无限“上纲上线”，说黄永玉画的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是对社会主义的阴暗心理”，列入“第一反动黑画”。
又在父亲画的一幅《荷塘翠鸟图》中发现有八朵荷花，翠鸟向下觅鱼，“是讽刺八个革命样板戏，是讽刺文化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垂头丧气”。说李可染画的山水画是“江山如此多焦——黑山一片”。说黄胄画的一件题为《任重道远》的骆驼“是垂死走不动的寓意”，画的驴是“黑驴贩子”，更扬言黄胄赴西沙部队写生渔民生活“是伺机登船叛国投敌”。说李斛画的《三峡夜航》“是影射社会黑暗”。说宗其香画的《虎虎生机》因是三只虎，三虎为“彪”，“是为叛逃坠亡的林彪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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