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记》为绥之先生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积极探索强国道路之实录。《日记》观察议论，两不偏废，充分展示清季自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期间，朝野有识之士对于改变国家现状及前途之忧虑及探索。清末官方积极组织赴日考察，官员、学者络绎在途，有影响之考察记录则流传不多。绥之先生所到之处，细心观察，周密调查，且行且问，随时记录，并与同行者随时讨论，交换感想。《日记》中有关中日历史文化异同之描述，对于中国现代化症结之探讨，忧念家国，心系苍生，感喟议论，发人深省，所思所虑，洞见表里，至今犹有不可及者，乃知学问事功，从来即非截然两途。
三、《日记》用笔纯正，态度谨严，乃真正之学人日记。王欣夫先生有云：绥之先生“早岁专力治经，卓然经师。继乃博览群书，不薄今人。两渡东瀛，所见益广。每发议论，洞澈古今，明通切实。惟深于古者能不泥古，达于今者能不趋今，岂与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并论哉。时代迁移，虽或于今不合，然在光宣之间，实为通儒。”（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4页）先生以饱学之士，奉派考察新政，其所用方法，仍不失考据学家法。走访所及，凡事必经目验，周谘详询，不厌其烦，所述见闻，原原本本，深入肌理。百年后重读《日记》，非仅内容不觉其旧，今昔对照，转觉今人之观察记述，多有不逮。试举一例，先生此行所遇之中日官员、同僚、师友、留学生等不下数十百人，《日记》多记其籍贯字号；又参观之学校机关、工场商社等有数十百所之多，《日记》中均保留各机构之详细地址及接待（执掌）者姓名，并略记其言谈举止。沧桑迭更之后，虽一鳞半爪，其人其址，于中日双方皆已成不可多得之珍贵史料。
四、《日记》记录详尽，描摹入微，堪称游记体文字之典范。绥之先生之日本考察，始于长崎，驻于东京，终于西京。东京以外，日光、箱根、镰仓、京都、大阪、奈良、名古屋等地，均为游踪所及。考察参观之对象，包含城市乡村、政府学校、机关团体、文化设施、名胜古迹等。先生所到之处，必详其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所述制度沿革、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成效，委曲周尽，纤悉备至，无不记录在簿。其重点关注者，不惜再三重访，而所遇日方人员，亦大多能积极配合，坦诚接待。先生以参观者之敏鋭及严谨，集中考察日本政府、司法、金融、学校、工场、监狱、商社、会所及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展览会等，20世纪初日本社会各方面之缩影，于《日记》得以集中展示。当年之随机调查，因访问者之训练有素，一丝不苟，记录保存至今，遂具多重意义。
五、《日记》成书甚速，与东游行程同时完成。绥之先生结束考察、等候归棹期间，即于东京将《日记》誊写付印。（《日记》十一月初一日：“意将日记付诸活字，所以存鸿爪，乃略加董理誊清。”初八日：“誊竟。”）归装所限，当时印数不多，百年以还，《日记》原本流传罕见，国内图书馆几无著录。先生遗著多由王欣夫蛾术轩继承，今归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兹检先生遗书，未见《日记》稿本或抄本，仅获蛾术轩旧藏《日记》排印本。此本封面题“甲辰东游日记 元和胡玉缙自署检”，卷端钤有王氏藏书章（“小蟫庐”朱文长方印、“小蟫庐藏书”白文长方印），疑为王欣夫先人所藏。回溯中日图书文化交流史，前人较多着眼中国古籍之东传及翻刻，近人又多关注和刻本汉籍之作用及影响，对于近代在日刊刻之中文图书，尚研究不足。清季中日建交后，随两国官方及民间交流增加，图书出版领域互动亦十分活跃，出现中国学人利用日方资源、在日本完成刊印之图书。如黎庶昌、杨守敬主持刊印之《古逸丛书》，属著名之域外雕版印刷物；绥之先生之《日记》，则为中国人在日出版之通行本图书。此类图书之名目、数量及作用，有待深入发掘。
《日记》新印，即据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日本榎木邦信并木活版所铅字排印本为底本。[《甲辰东游日记》版权页署：“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印行/版权所有/采访人员：元和胡玉缙/印刷者：榎木邦信（日本东京浅草黑舟町廿八番地）/印刷所：东京并木活版所（日本东京浅草黑舟町廿八番地）。”]原本直行排版，包含句读，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七字，分订两册，凡二百九十一页，后附“甲辰东游日记正误表”二页。《日记》整理，一为改句读为新式标点，并改正原本误字；再则为《日记》内容添加提示语，缀于正文各页书口，以便读者省览（此法虽爲为西文著述习见，用于中文图书及日记类文献整理尚未多见，是否合宜，有待反馈）；三则因先生旅日半载，于二百日间遍历东西京，除却节假、卧病，几乎无日无活动、无日无记录，兹据《日记》辑为《甲辰东游行程记》，简单展示先生此行考察政教之日程；四则爲便读者利用，除内容提示与《行程记》外，又将《日记》中涉及之人名、地名、书名等编制索引，附于书后，索引词之筛选，侧重于日本考察。又绥之先生学行，复旦大学已故王欣夫教授知之最稔，所撰《吴县胡先生传》详明剀切，足为定论，兹特迻录，编入《日记》附录，以供读者知人论世之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