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95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明定陵进行了发掘。明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和他两个皇后（孝端显皇后、孝靖皇后）的陵墓，位于昌平区大峪山下，占地约18万平方米。在为期一年多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从明定陵里出土了3000多件各类器物，涵盖金器、银器、玉器、珠宝、金冠、凤冠、兖服、冕旒、百子衣等多个种类。1959年9月30日，国家在明定陵原址上设立了博物馆，即定陵博物馆，由历史学家郭沫若题写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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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这次发掘中出土的文物，没有得到完整、完好的保护，因此国家禁止对帝王陵墓进行主动发掘。发掘明定陵，便成为中国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帝王陵墓进行有计划发掘。鲜有人知的是，最初考古工作者发掘的目标，并非明定陵，而是明长陵。明长陵是明成祖朱棣和仁孝皇后的陵墓，位于昌平区天寿山主峰南麓，占地约12万平方米，属于明十三陵之首（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孝陵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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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考古工作者为什么想着要发掘明长陵呢？这与历史学家吴晗、郭沫若等人有很大关系。吴晗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吴晗就在恩师胡适的建议下，专门研究明史，写下了40多篇研究明史的文章，在史学界声名鹊起。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吴晗又留校授课，给学生们讲明史。此后，吴晗终生研究明史，成为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吴晗所撰写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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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为了更好研究明史，吴晗产生了发掘明十三陵的想法，这个想法与郭沫若等人不谋而合。于是，当年10月4日，吴晗与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一起联名打了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请求对明长陵进行发掘。5天后，《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被批准。当年12月，吴晗、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这6位文化界人士，与夏鼐、郑振铎、王昆仑组成了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考古发掘工作队，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的赵其昌担任队长。长陵发掘委员会的成员，每一个都是历史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吴晗和郭沫若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范文澜是《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张苏是文化界人士，夏鼐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振铎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昆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12月31日，赵其昌率领考古发掘工作队带着各种考古工具来到明长陵进行勘探。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考古发掘，不能像当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那样，采取炸药野蛮发掘的办法，必须严格地按照考古发掘的程序来。然而，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发掘皇帝陵墓，考古发掘队员们缺乏足够的经验，他们在明长陵的宝城、宝顶上勘探了很久，竟然找不到一丝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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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明长陵的考古发掘行动却毫无进展，长陵发掘委员会决定，明长陵规模太大，不如先发掘一个较小的皇帝陵墓。于是，考古发掘工作队选择了明献陵。明献陵是明仁宗朱高炽和诚孝昭皇后的陵墓。朱高炽比较节俭，临死时口授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因而明献陵的规模很小，占地面积只有约4.2万平方米。此外，明献陵离明长陵较近，方便考古发掘工作队迅速转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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