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禁止私斗，商鞅曾在渭水砍下数百颗人头，这显然是残忍而非有法必依。
【 思考|深度思考：两千年来的“暴秦”，就要被几部电视剧洗白了吗？】“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笔者窃以为，变法不是变戏法，不能无中生有，秦法之设计理念便是打造一个如臂指使的资源整合体系，通过战争获取土地、人口和资源，而非种地经商的民生之要。商鞅讲究“国强民弱”，把民和国放在对立面，认定唯贫弱之民方有战场之雄心，只承认耕战之士，余者视作“五蠹”（蛀虫），如此又何来的真心拥护呢？
话说战国雄军莫过于齐技击、魏武卒和秦锐士，前者赏钱，中者获土，唯有后者是赐爵，这才是秦人“勇于公战”的动力所在，于是他们从来对爵位摩拳擦掌，于秦法却并不买账。
当年精通王、霸、帝三道的商鞅投孝公所好推行“疆国之术”，同时直言“久远，吾不能待... ...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意思是下了一剂副作用巨大的猛药，必然遭遇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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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六百年江山，成周八百年社稷，商鞅自然不敢奢望，却不能料到百余年间秦人吞噬了超过关中故土数十倍的土地，造就了一个无可抑制的军功集团，而当齐人高挂降旗之时，他们却惊讶的发现自己与六国的关系神似草原上的捕猎，猎物的全军覆没意味着生态链的崩溃，谁都不能幸免。或许有人会问，那不是还有南越和北方匈奴吗？他们如同黄羊，跑得太快，投入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
鲸吞之后便是消化不良，六国的任何阶层都有理由揭竿而起，这里便不赘述了。除了几员秦将和被爵位诱惑的骊山囚徒竟再找不出几个恋旧的遗老遗少，一个几乎被所有人抛弃的帝国，一个只会急功近利的文明，又如何值得后人去纪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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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却远非全部，也不具备代表性，孙皓晖先生在十余年前撰写这部大作时，或许也试图为尚且不够自信的国人寻找一条适合当下的路。其笔下的大秦帝国朝气蓬勃，因为道路正确而一统天下，于史实而言却没能反映真实的秦人精神世界：从商鞅诱绑公子卬而全取河西之地开始，外交欺诈和背盟偷袭便成了常规武器，六国口中的“虎狼”不是对实力的恐惧，而是对不讲信义的鄙夷。
显然，《大秦帝国》走入了试图从历史片段中寻找解药的误区，其实五千年来中华民族长期站在世界之巅，于今天可借鉴之处如车载斗量，远未到头。近代虽不堪回首，然来日可期，岂能因昨日挫折便彻底推翻过去两千年的历史智慧呢？
对秦帝国的洗白和拔高，不仅违背了历史，更是一种误导：莫非先秦的圣贤们都不如法家？如果是，那中国文化还剩下什么？
其实，秦文化远非华夏文明的原生状态，被征服的六国才是，甚至说秦人的祖先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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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西周以礼乐立国，虽然繁琐冗长，却在“怎么做人做事”这个层面上很好地指导过华夏先民，贵族的骄傲令他们视荣誉高于一切，“士”之自尊令他们来去自由，人格独立，子路因坚持“君子不免冠”而被剁成肉泥，豫让因知遇之恩而以死相报，世人皆轻生死，重然诺，怎么看都比功利属性点满的秦人可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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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霸主在国宴上诗赋对答，曾是先秦佳话
秦人虽以养马起家、长期与犬戎争地，却也曾在春秋之初将礼乐精髓融会贯通，一代雄主秦穆公既能开疆拓土，也能在国宴上与晋文公诗赋对答，演尽风流。可惜后来被晋国堵住中原道路，两百年间只能与“蛮夷”楚国联姻外交，之战国初年已退化到几与蛮夷无二，秦人后来之精神实为法家一家之要义，远非时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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