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以时人的目光来看，他的言论“大逆不道”亦是“妖言惑众”！且看张竞生如何名满天下且谤满天下；因为《性史》，他成为三大“文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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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竞生其人作为中国现代性教育的先驱、民国三大博士之一的张竞生与艺术家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旧上海“三大文妖。”而作为其中之首，张竞生的遭遇亦与另外两人大相径庭，虽说同为“文妖”另外两人的人生及声誉却是逐渐好转的，唯有张竞生一人终其一生为时代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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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倡“节育避孕”张竞生是近代提倡“节育避孕”的第一人。早在留学归国初期，他便上书陈炯明，提出“节育避孕”的措施以及意义。然而彼时陈炯明自身尚且妻妾成群，子女无数，对于张竞生的“疯言疯语”又岂能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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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彼时纵观掌权者，绝大多数都是妻妾成群、子嗣无数的，在这时候贸然提倡“节育避孕”无疑是自寻死路。且不说，那些掌权者是否听之任之，若是招致谁人的不满便是灭顶之灾。不仅仅是那些军阀权贵，即便是普通的殷实家庭当中亦是如此。况且彼时人民思想上对于“节育避孕”一说根本没有事先的铺垫，突如其来的观念只会被认为是“歪理邪说”。由此可见，张竞生在彼时提倡“节育避孕”是根本行不通的，无论是权贵阶级、地主阶级、平民阶级都不会支持他的这项倡导，俨然就是他自己一人演一出独角戏。然而经此挫败之后，张竞生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倡导理念，于1953年春，他连夜写出13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致信伟人，其中依旧提倡“节育避孕”然而并没有什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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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以我们现如今的角度来看，“节育避孕”俨然是很正常的一种观念。但是对于那时候正在从战争影响之下艰难走出的新中国而言，科技条件尚且落后，人口便意味着劳动力、生产力以及国力等。若是贸然的提倡“节育避孕”反而得不偿失，除却对于国家实力的影响之外，对于国家政治声誉的影响也是颇为严重的。对于现在许多年轻人而言，都曾经历过严打“计划生育”的那一段时期，无数的孩子被迫过继给亲属家中暂时抚养，亦有不少家庭面临高压政策被逼的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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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政策具有非常长远的意义，但是初步实行的时期一定伴随着非常强硬的措施以及人民的抗拒与怨言。而对于彼时的新中国而言，虽说万众一心，但是面临着困难重重。如果冒然提倡“节育避孕”对于新中国而言亦是平添困难罢了。因此，张竞生的提倡皆因时代背景并没有被采纳，由此也着实令人为其惋惜。他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错在了时间上。而如果张竞生只是提倡于“节育避孕”，那么或许也不会招致他被称为“文妖”“S情博士。”显然这些对于他的人生而言，只是冰山一角罢了，而造成他半生凄凉的根本原因则是在于“性”之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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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史》早在他于北大任职哲学教授期间，便专门开设性心理以及爱情问题的讲座，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而有关他所讲述的内容，后来也被整理为“美的人生观”出版，一时间也是让他的声名不断高攀，风头无量。然而这一切仅仅只是个开始罢了，若是到此结束，亦不会招致后半生的灾厄。张竞生最先提出性史是在北大成立“风俗调查会”期间，在拟定调查项目时他列出30余大小项目，而“性史”赫然便在其中。然而这一“伤风败俗”的做法被调查会否决亦是必然的。1925年冬，他面向整个社会通过广告征集相关素材，即“性史”，在社会之中激起强烈反响，先后收到来稿300余篇，而张竞生从中选出7篇进行加工润色，组成了第一集《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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