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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作缘由——南国奇景，诗兴大发在元代士大夫的记忆中，安南国已不再如历史上一般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元朝与安南之间是国与国的关系，因而元代的使节在出使安南国时，与唐代人的观念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更多的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自居。在出访期间，元人见到的是和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地域风格与文化形式，这个万里之外的南方国度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这种独特的体会给文人提供了绝佳的灵感与创作内容。同时因为元朝与安南的关系趋于缓和，使节的任务主要是例行的宣布即位诏书和颁历，并不会的特别繁重，故而待使命完成后，元人有更多的机会发挥闲暇馀兴，创作出大量的诗歌作品，这也成为了元代安南纪行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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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作风格与习惯：善于用典，叙事抒情由于许多诗人对安南地区的第一印象基本上停留在古代的史书中，故而善于用典是安南诗人创作的一大特点，尤以安南地区设置郡县、平定战乱的历史广为诗中所用，“越裳朝周”、“陆贾使越”、“马援铜柱”等典故都是安南诗人潜心读史的结果。如智熙善《安南喜雨》中的“杨仆楼船何用入，马援铜柱不须标”，傅若金《七月十一日赴安南》中的“班超万里终投笔，郭隗千金更筑台”，《志喜》中的“谕俗岂劳司马檄，朝周终见越裳来”等诗中，都反映出安南诗人善于用典的写作习惯。除了善于用典外，安南诗人还喜欢赋诗以记安南国的奇异景象。在两朝使者正式的对外交涉开始以前，使团成员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欣赏沿途的风光，在元朝著名朝臣兼诗人陈孚的《交州稿》中，就多有沿途纪实之作，形象的道出了使团自北地南下时经历的地理气候变化以及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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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家国情感的独特理解对战争与生死之痛的反思元代文人面对最多的就是科举长期不开造成的仕途方面的坎坷和环境的压抑，他们对于仕与隐、君与亲、名节与生命等精神体验和选择更加的复杂与矛盾，或许可以说元代诗文总体的成就比起唐宋有所不如，但仅就对家国、对生命的悲剧性的认识而言，也许元人的理解更加的细致和深刻。元朝统治者发动的元越战争为两国人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与痛苦，许多百姓在战火的屠戮中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逢乱世危局，存亡兴废，总会有文人武将以歌壮志，以诗载史，在整个社会的悲剧下，安南诗人以自己的诗歌为载体，表达出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与对身处战争旋涡中的百姓的无尽怜悯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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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旅之苦与家国之思的交织此外，中原安南诗人还有对家与国的纠结情怀，正如儒家传统道德语录所言：“父母在，不远游”，这体现出封建伦理中对于“孝”的要求。但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元朝皇帝常会选任使节出使安南，此时诗人内心中的两大精神基石“忠”与“孝”发生了冲突，尽管依据“豫让逻辑”，他们自然应该舍小家而顾大家，但这样一种抉择仍难免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起阵阵波澜。如陈孚在《江州》一诗中就通过一句“?烟蛮雨交州客，三处相思一梦魂”展现出了他对家人真切的相思与愧疚之情。再加上出使之路的奔波之苦与路途艰辛等客观境遇，为出使安南的诗人原有的家国情感中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在前途生死未卜与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元代安南诗人既满怀壮志豪情又缠绵悱恻的总体韵味被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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