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两种属性，时代性与民族性既彼此联系，又相互依存。任何文化形态，既是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既是特定民族在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时代的特定民族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
如果借用哲学术语来表述，“时代性”体现的是文化的“时间”，“民族性”体现的是文化的“空间”，而任何文化都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我们很难想象，只有时代性而没有民族性，或只有时间而没有空间的文化的存在。
以文化的这两种属性分析东西或中西文化，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五四时期讨论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近代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性质上属于古代，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西方的近代文化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们是一古一今，在时代性上后者比前者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如前所述，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所以东西或中西文化既是“古今之别”，又是“东西之分”。然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却不作如是观。他们虽然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近代化是“古今之别”，认识到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但拒不承认它们同时又是“东西之分”，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
【 大华|辨析｜郑大华：文化只有“古今之别”，没有“东西之分”吗】常燕生在《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就一再声明：“我对于世界文化问题的意见，向来主张世界上并没有东西文化之区别。现今一般所谓东西文化之异点，实即是古今文化之异点，所以拿东西文化来作对称的研究，实在根本不成理由”。
我们既要承认在时代性上，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又要看到在民族性上，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把东西或中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古今之别”，这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时代差距，从而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它又容易导致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因为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胡适等人也正是通过中西文化之时代性的比较而得出中国传统文化百不如人之结论的。
反之，把中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东西之分”，这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但它又容易促使人们滋长消极的文化自满情绪，拒不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落后，反对用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变革。
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是以文化之民族性的不同为理由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向西方文化学习之主张的。
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等一系列的文化论争中，东西或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还是“东西之分”的问题又多次被提了出来，但总的来看，通过争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集合体。
就文化之时代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之时代特征的内容，诸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道统思想，重农抑商、鄙视科技的行为取向，重人治、轻法治，以及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知足寡欲、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等等，都是适应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与现代生活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但从文化之民族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那些能体现其民族特征的内容，诸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好学不倦，发愤忘忧，勤俭勇敢，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坚韧不拔，不畏强暴，热爱和平，舍生取义，勇于进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尽管它们也程度不一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从其精神实质来看，它们不仅适合于古代，也适合于现代，可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成为未来新文化整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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