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一种观点颇为盛行，即认为文化只有古今之别，没有东西之分。
其实，此种观点并不新鲜，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宣传者。
五四时期，不少学人认为，东西或中西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东西之分”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1号发表的《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依据进化理论，把人类的文明划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时期，并认为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这两种文明“虽无不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尽管在生物时间上它们也属于“近世”，但从文化进化的程度而言，“犹古之遗也”，是古代文明。真正可称为“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也即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因此，东西或中西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东西之分”。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也对东西文化之差异的实质作了“古今”的说明。他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不同意梁漱溟所谓东西文化走的是不同的“文化路向”的观点，而认为人类走的都是“生活本来的路”，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
比如，现在的欧洲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了不少科学家和独立思想的人。只是近三百年来，“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成就了今日的特点：民主与科学。而中国和印度的落后，“也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
由此，胡适要人们相信，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发展速度的差异，速度快的西方早已进入近代，而速度慢的中国和印度还停留在古代。
把东西文化之差异的“古今”性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的是常燕生。1920年他在《国民》第2卷第3号发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文中他将人们所列举的种种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列了一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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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燕生关于东西文化差异的概括
常氏认为，人们所举的东西文化之上述不同特色并没有错，“但这两个关系是前后的，不是对峙的。”东方和西方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种差异，实际上“所谓东洋文明的几种要素，往往在古代西洋诸国里也可以找出来。”
如“重宗教”，是古代民族所同有的，其他如重阶级、重过去、重保守、重玄想、重退让、重自然、重出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古代“全是一样，并没有分别”。只是由于西洋文明已从古代进入现代，因而具有了上表所列的种种新的特色，而“东方文明从古以来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在所勉强可以叫做东方文明的一点东西，仍然就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那点东西。所以古代文明所有的特质现在仍然保存。”
据此，常燕生得出结论：“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人们之所以会把这两种文明的差异说成是“东西之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方面“误以近代文明的特质当作西方文明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误以古代文明的特质当作东方文明的特点”。
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古今之别”和“东西之分”，指涉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为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一般状况所决定的文化之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的时代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文化之共同要求。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它是形成民族文化的基础，具有与民族共存亡的超时代性。
民族性是不能作善恶之价值判断的，各民族文化之民族性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时代性是可以并应该做出价值之善恶判断的，文化的性质由时代性所决定，处于不同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因此而划分出先进与落后、优越与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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