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圣徒的庇护，让维尔纽斯在整个中世的描述里都显得粗鄙而野蛮，居民性道德淡薄，教仪在皈依天主教后仍然显得迷狂诡秘。与波兰的两国联邦让这个民族达到了历史上的极盛，这对地缘政治的天作之合还缺乏意识形态纽带。一个名叫 “萨尔马提亚”的地理名词曾在古典时代的学者嘴里飘渺不定，托勒密、希罗多德和塔西佗各执一词，才被文艺复兴时代的制图家信手安在了北境。这个空泛的概念恰好符合十六世纪波兰-立陶宛膨胀的本地爱国主义和攀附拉丁文明的虚荣心。欧洲猛然意识到，可以用它取代其老对手条顿骑士团的位置。1602年，教皇正式为卡西米尔封圣。八年之后，波兰-立陶宛联军攻占莫斯科。这场对东正教的胜利并不长久，却为近世的维尔纽斯奠定了一种独特的巴洛克建筑风格。
维尔纽斯没有中轴线、对称的广场或框架式的街景……在其他城市，巴洛克式的空间结构向水平方向扩展，而在维尔纽斯，它是垂直向上升腾的，就像献祭之火的烟雾一样，它试图安抚上天而非与其竞争。
启蒙欧洲的帝国坟场
此后数个世纪，波兰-立陶宛的国运一路下行，1793年俄罗斯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后，维尔纽斯也沦为俄罗斯人嘴里的维尔纳——一座人口虽多，却无人问津的省城。很少有人专程来到此地，即使路过也缺乏兴趣驻足。从启蒙时代起，立陶宛人就在各国招徕游士。他们期待文明的临幸，却因为位置偏僻只能得到一些二流货色。日耳曼的知识分子大都以此为跳板，满足于拿钱走人。没有本地人敢于想象，他们有机会承办启蒙时代的最后一场盛装舞会。为他们端上这次盛宴的，正是启蒙思想最后的硕果。
1812年，“为了确保西方的独立”，拿破仑麾下六十万大军齐聚立陶宛的涅曼河河畔，远征俄罗斯。这支浩浩荡荡的部队在立陶宛遭遇的最大敌人是天时地利。被天气搞得昏天黑地的精英卫队在维尔纳附近迷了路，启蒙的优越感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当地老乡完全无法听懂地图上用法文正字转写的立陶宛地名，即使乐意也没法成为带路党。拿破仑希望在维尔纳毕其功于一役，可沙皇亚历山大却没有给他史诗大进军的机会。坚壁清野的俄罗斯严寒让大军无功而返，一半人把命丢在了撤退路上。当幸存者再次看到维尔纳的城门时，几个月前趾高气扬的远征军已经变成了一些快散架的行尸走肉。
在此期间，维尔纳成了整个欧洲的行政官邸和社交场所，无数帝国公报和政令往来穿梭。这些苦命的邮差中就有法国人亨利·贝尔（Henri Beyle），也就是司汤达。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那种秋香色景致的环绕下，他吟唱起南国的欢沁的曲子：“每当我看到（地图上的）米兰和意大利时，我目见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厌恶。……我想象我的灵魂就是——那个在作曲，在工作，在倾听奇马罗萨（Cimarosa）并爱上安格拉（Angela）[拉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 Opera）的歌手]的灵魂，我住在怡人的气候中——我想象这些高峰就如同美丽的丘陵。”然而，当看到俄国边境时，音量渐强的记忆在急速向下的顿挫中戛然而止。“远离这些山丘，在平原上，是恶臭的沼泽——在这里我陷入了困境，除看到地图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想起这些山丘。”
他没有说错，比严酷环境更可怕的是即将到来的溃败。在这座名副其实的巴别塔里，“你能听到法语的尖叫，德语的赌咒，意大利语对全能上帝的恳求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中的圣母”。当哥萨克人包围这座城市时，大部分士兵既无战斗欲望，也无逃脱能力。城市西郊的波纳利山上发生了大屠杀。地上铺满了尸首和巴黎转运来的奢侈品，最后连法国人自己都加入了哄抢的队伍。“人们穿金戴银，却因为饥饿死去。”大部分战俘都没有熬过那个冬天，“次年春天时，整个维尔纳就是一座殡仪馆”。
这段残酷的旧事直到本世纪才被落实。2001年秋天，在维尔纽斯一处巨大的商业开发区内出土了数千人的遗骸，以及刻有法文铭文的金属制品。法国政府迅速回应了立陶宛的请求，合作调查这座万人冢。然而，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三千具尸体大部分事实上都不是法国军人。这些欧洲各地死者的集体形象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契合了当时正在扩张中的欧盟的国际特征。2003年6月1日，立陶宛公投加入欧盟后不久，当地为这些历史上各为其主的战士们举行了重新安葬的仪式。这座公墓里安葬的士兵除了拿破仑的远征军外，还有后来德国、俄罗斯（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死者，以及一个世纪以来死于这两个国家之手的波兰和立陶宛爱国志士。城下路，凄风露，今人犁田古人墓。这样奇怪的组合充分证明了历史记忆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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