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30年代 ， 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已进入危险的升级状态 。清军不断冲击关宁防线 ， 甚至频频突入直隶和山东等地劫掠 。西北、华北、西南、华东各地盗贼四起 ， 而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 ， 更加剧了地方的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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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这种动荡状态 ， 却给了在华耶稣会士以额外的发展机遇 。事实上 ， 从17世纪20年代第一支清军部队入关 ， 到17世纪70年代 清王朝 征服整个中国大地 ，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朝代更替期 ， 耶稣会的传教却经历了最为稳定的一个阶段 ， 大大扩展了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区域 ， 转化了更多中国人入教 。耶稣会传教士很快取得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信任 ， 可以入宫举行弥撒 ， 施行省事 ， 得到了比在明王朝时更多的便利甚至扶持 。
在葡萄牙冒险家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后 ，天主教 的传教士就紧随而来 。对于欧洲殖民国家控制的殖民地 ， 传教迅速铺开 ， 这在后来被称之为宗教侵略、文化征服 。但在中国、日本 ， 传教士面临的困难就非常多了 。他们得不到殖民军队和当局的帮助 ， 语言不通 ， 还因为大明王朝和同期的日本军阀普遍对于域外传教来客的敌视 ， 而陷入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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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采取的策略是 ， 效仿商人 ， 首先来到中国的珠江三角洲 ， 与广东地方官方接触 ， 开展对话 。在初期 ， 传教士努力学习汉语 ， 考察中国南方的地方民俗 ， 扮演安静的旁观者 ， 并全力扩大和巩固社交圈 。传教士很快在广东等地树立了博学多识的形象 ， 很多情况下甚至通过传播和展示欧洲的科学、哲学、伦理、技术 ， 来赢得信赖 。传教士还展示了当时的世界地图 ， 指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 以及浑天仪和棱镜的功能 。
克服这些困难之后 ， 到达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试图将传教事业扩展到大明王朝内部 。这种情况下 ， 为了避免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的疑虑 ， 减少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恐惧与抵制 ， 传教士不仅尝试过穿上佛教徒的袈裟 ， 而且更进一步换上了中国本土文人的服装 。利玛窦就曾说过 ，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 ， 文人更可能赢得包容和信任 ， （扮成文人）能从文人的社会声望中受益 。这种衣服策略的确收到了奇效 ， 利玛窦进入北京 ， 获准在此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 ， 还赢得了明政府的一些官员作为支持者甚至信徒 ，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徐光启 。
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 ， 通常会选择葡萄牙窃据的澳门作为起点 ， 但他们也很快发现 ， 在明代中国与官民相处并赢得信任 ， 在公开场合就不能表现出与澳门有任何瓜葛 。日本耶稣会士被驱逐事件发生后 ， 在华传教士变得更加小心 ， 将宗教言论变得进一步中国化 ， 并避免皇帝将天主教与白莲教混为一谈 。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到的 ， 在明末政局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 ， 耶稣会传教士却趁机深入城乡基层开展传教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柏理安现任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 ， 致力于研究近代初期葡萄牙海外帝国特别是在远东的传教管理 。柏理安在其所著的《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 ， 深入中国城乡基层的耶稣会士“得体的举止、庄重的仪态使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 。他们像本地的权贵一样穿着体面而又不失体面大方 ， 言谈举止间投射出权力的威慑力……（且）各个能言善辩 ， 能够使任何信徒心悦诚服” 。尤其是传教士展示的一些科学实验 ， 被当时的很多中国农民认为是魔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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