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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现代的人们多少有些搞不清的是，织锦生产于蜀地，即现在的四川，而蜀锦为什么会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跑到新疆去了呢？唯一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件国库调拨的东西。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打通西域，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一批人认为是劳民伤财，没有多少意义的，包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都是反对的，在史记里多处流露出对战争不满。司马迁与汉武帝是同时代人，能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写入《史记》，可见汉元年“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在当时已经是深入人心，而作为汉武帝，拿它来做做舆论宣传的文章，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中国织锦是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丝织物，用彩色的金缕线织成各种花纹的织品，织锦因此而得名。周代丝织物中出现织锦，花纹五色灿烂，技艺臻于成熟。汉代设有织室、锦署，专门织造织锦，供宫廷享用。自汉武帝后，中国织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今伊朗）、大秦（古罗马帝国）等国。汉武帝打通丝路后，让蜀地生产一批丝绸，织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调拨到今新疆，以宣示打通丝路的“合理性”，是一件太自然和正常不过的事情。西域的民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少数民族，他们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又因为汉字本身就是天然的美观，所以被当成饰物、做成衣物，甚至被带进坟墓，作为陪葬品，也都是再也自然和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讨南羌”的织锦残片，经过专家们的研究，残片与织锦护臂系同一批丝绸，也就是说，当年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宣传口号还有“讨南羌”几个字，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但是，在今天的研究里，可能是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讨南羌”几个字被一些人省去，又被另一些人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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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会者认为，“讨南羌”说的是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至十一月，汉后将军赵充国平西羌之战。神爵（公元前61年三月－公元前58年），是汉宣帝的第四个年号，一共使用四年。战争主要发生在今天兰州至西宁一带，是汉朝平定西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我要说的是，这件事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基本扯不上关系，而且是针对西羌并非“南羌”。那么，“南羌”就是一个历史命题了——过去，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人们，把我们今天说的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的古代羌人称为南羌、南山羌，而在地理上，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的确在塔里木盆地的南边，就像河西走廊的张掖一带至今仍把祁连山称为南山一样。所以，“南羌”的“南”应该是地理的概念，“羌”即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羌族人。
我要说的是，羌人在汉代及其以前的生存是个非常广阔的地域概念，甚至包括着整个中国西部，汉武帝时，他们除了在青藏高原上的生存空间之外，还有在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存在。在西域的塔里木盆地，他们应该是和史籍里的月氏人、塞种人等一起杂居，是这一区域的民族构成之一。汉武帝打通西域后，与中原的贸易之路开始繁荣，而当时的羌人分明还想做一些切断丝路、雁过拔毛的事情。所以，保障丝路畅通应是当时汉王朝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而这也是对“讨南羌”的合理解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团结没有一毛钱关系。
新疆干燥少雨，有利于地下有机物的保藏，特别是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罗布泊荒漠以及吐鲁番盆地等丝路沿线的古代墓葬中，发掘出土大量色泽鲜艳、保存良好的纺织品，其中以汉唐时期的丝绸最为丰富。在汉代之前，乌鲁木齐附近天山阿拉沟战国时期墓葬就出土过出土凤鸟纹丝绣，另外，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曲曼墓地也发现过战国时期丝绸残迹，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出土铜器表面残留丝绸残迹。同时，位于安阳市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组基址西南的商代妇好墓，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有700多件是来自新疆的软玉。这些，虽然缺少文字的记载，但岁月留下来的华美鳞爪，却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丝绸之路的历史远远早于西汉。所以，“讨南羌”保障丝路再次畅通应是西汉政府的历史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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