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薛玉琴教授的报告题为《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再反思》。她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一书的见解出发，指出首先应该重新审视与反思辛亥革命前的舆论宣传与理论设计，具体而言，即“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提法、革命党人与立宪派的论战；其次应该反思辛亥革命之后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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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寿潜及其时代的政治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章征科教授的报告题为《近代变局和政局演进与汤寿潜的政治抉择》。他指出汤寿潜思想观念演进及行为选择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向，使他能够引领舆论，对清末民初政治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对浙江政局而言，汤寿潜总理全浙铁路，建成浙江省的第一条铁路沪杭线，成为浙江保路运动的著名领袖；成立咨议局、领导全浙立宪运动；出任都督，和平解决旗营问题。对东南政局而言，影响最直接的是筹划东南互保；他还在上海筹划立宪活动，加速东南一隅的政治离心倾向；任浙督后，派攻宁支队3200余人开赴镇江，江浙联军经过血战攻克南京，为共和政府定鼎提供了极重要条件。对整个中国而言，他维护路权斗争，推动立宪运动和共和政治发展、派兵攻占南京，为建立民国、参与谋划全国政权；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寿潜为交通总长（未赴任），不久自告奋勇为南京临时政府到南洋劝募公债，以纾财政危机；汤寿潜还提出“援鄂伐燕”的主张，因为必须顾全武汉乃首义之区，为此应停止议和，全力北伐。对其自身而言，政治抉择实现了他自身角色与身份的新转化，即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近代政治活动家。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岷教授的报告题为《民团与商团的合离：光复前夜杭州的“组织团防”与绅商冲突》。武昌起义后，杭州当地绅士联合各界召开组织民防大会，经过表决决定将民团组织命名为“全省民团总局”。经过投票，选举汤寿潜为总理，谘议局议长陈黼宸为副理。针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汤寿潜下令对罪犯“严密查拿，分别正法”；整顿巡警“以卫人民，而保治安”；并立即着手“筹办民团”。都督府制订了《民团章程》，要求各府县督办。但在创建民团的过程中，官府和绅民之间在经费和器械等方面产生了不同意见和不可避免的矛盾。经过讨论和争执，杭州以及浙江其他地区的民团、商团等逐渐建立起来，为稳固革命后社会秩序做出了贡献。
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谢一彪的报告题为《论浙江都督时期的汤寿潜》。他详细梳理了浙江都督时期汤寿潜的活动：武昌起义后，汤寿潜因“众望所归”，应邀出任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迅速稳定了浙江局势。汤寿潜有革命武装作后盾，凭借个人威望，和平地解决了杭州旗营问题。汤寿潜在浙江设立地方立法机构参议部，组建临时参议会，颁布《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浙江付诸实践。尽管浙江军政府刚刚创建，汤寿潜仍派出浙军攻宁支队，参与克复南京；声援湖北军政府抗击清军，积极准备北伐，反对与袁世凯妥协议和。汤寿潜积极参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依据革命形势变化，适时提出建都地点和临时政府首脑人选。支持孙中山出任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权。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汪林茂的报告题为《现设宪政新秩序——1911-1917年的汤寿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六天之后，汤寿潜便藉口自己已被任命为交通部长而一再提出辞“浙江都督”一职。1912年3月，汤寿潜以南洋劝募公债总理的身份远赴南洋劝募公债。历时两个多月，6月径直回到家乡，即致电已上任的北京袁世凯政府，辞去了所有在政府的职务。在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他除了复任浙路公司总理（后改称理事长）外，在政治上一直保持静默。期间，北京政府几度请他出山任职，几度给予奖励，都一概被他拒绝。自此之后，汤寿潜在政治上几乎没有过表态，但汪林茂认为，汤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始终是一以贯之的，即重建辛亥革命建立的宪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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