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社科院考古所的邵望平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把文献记载的九州和考古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对应,根据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把它分为了几大块,她认为,考古学上的这种不同的现象,就是禹划分九州的根据。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研究就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互相结合起来了,判定禹分九州基本是可靠的。具体到当时是不是能够划分得那么细,当然也不一定。但至少在那个时期,大禹曾经划分若干不同区块,应该是可靠的。
第五,征伐三苗。禹征三苗见于先秦文献的记载和司马迁的《夏本纪》,而且根据记载,尧舜禹这三代都征伐三苗。三苗在哪里,文献上有一个界定,《战国策·魏策》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基本上分布在长江中游这一块,这里就是三苗活动地域。当时,三苗经常和中原地区对立,所以尧舜禹几代都去征伐它,最后到夏禹时期把它彻底解决了,三苗一部分被迁到了甘肃,一部分就被融合到了中原文化、当时的龙山文化当中。
【 人物|大禹到底是传说, 还是历史真实人物? 有答案了】关于禹征三苗,过去只是停留在文献记载,后来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带做考古发掘,就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时候,湖北考古中的石家河文化晚期,有些遗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在石家河晚期阶段,那个地方出现了不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后来湖北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写文章,认为这个时期的确变化较大,可统一称为“后石家河文化”,认定它们比标准的石家河文化要晚。这个时期测定的年代,跟中原地区王城岗这个时期的测年基本是一致的,文化面貌也是和河南龙山文化的类似,基本差不多。而且它流行的风俗,比如瓮棺葬之类,当地原来是没有这个传统的,但是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就有这个传统。过去比较标准的石家河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很少发现玉器,而在后石家河文化阶段发现很多玉器。但这些玉器也不像河南的传统,很多学者写文章认为,它可能和山东龙山文化有关。我觉得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些考古发现也能够说明,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确有其事。
以上我讲的大禹时期的五件事情,应该说基本上都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
从大禹建立夏朝,定都阳城,一直到夏桀灭亡,把整个的夏文化梳理一下,我在这里再讲三个与大禹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包括夏都问题。
第一个,是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阳城。这个城很小,所以安金槐先生认为是禹都阳城时,别人不太认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它附近的大城,34.8万平方米,而且大城的北城墙还突破了小城的北护城河。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考古上讲的地层关系,也就是小城要早于大城,而年代测试显示小城是公元前两千一百多年,大城是公元前两千零几年,而我们根据文献推定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与我们在王城岗的考古发现结果,比较接近。
第二个,根据文献记载,夏朝到了太康统治时期发生了“太康失国”事件。为什么失国了呢,就是东方来的夷人后羿,把太康的政权推掉,取代了他的位置。过去,我们只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中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分析中,看到确实有一些来自东方的因素。198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我提出来说,二里头文化不包含最早的夏文化,它是“少康中兴”以后的文化,从它的文化遗存看到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只是有相关的迹象和线索。后来,考古人员在新密的新砦遗址发现了比二里头遗迹要早、又比传统认识的河南龙山文化要晚的一些遗存,当时称之为“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遗存”,或者叫“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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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想确认夏代的这些考古遗迹,就提出来对新砦遗址进行重新发掘,刚开始我们还担心能不能挖到这个时期的遗存,我们只是请北大方面先挖挖看看,挖的结果是,确实找到了新砦期遗存和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新砦期遗存的地层下面,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的地层,在新砦期之上叠压着二里头文化底层,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新砦期遗存是存在的。为什么说它存在,因为它出土了很多具有山东龙山文化和豫东这个地方的龙山文化遗存特征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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