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诚意,曹校长的善待,以及友人的良劝感动了王国维,决定亲自到研究院看一看。胡适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往返陪同,走了一趟。
1925年2月13日,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恭谒王国维,请其出山。到了王国维的住所,吴宓先是对这位先生行了一个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说起聘其做院长一事。王国维拒绝了这一职位,但答应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职。
对照这些细节来看,王国维所谓的“面奉谕旨命就清华研究院之聘”(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的说法并不确切。而且,王国维在给朋友的信件《致蒋汝藻》中,有关于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记载:“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信件写于1925年3月25日,信中的“主人”即是溥仪。从这封信件来看,王国维答应清华聘职的原因恰恰是“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而不是所谓的“奉谕就聘”。
此外,从吴宓的日记中也能推断出“奉谕就聘”说法的不严谨。吴宓在日记里回忆聘请王国维之事时写道:“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进入清华大学后,王国维的治学方向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1925年9月14日,开始主讲《古史新证》,后来加授《尚书》课程,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道,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段传奇,成为清华五大导师之一,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并称“五星聚奎”。
“以学为寿”的生活:传道授业,悲剧人生
1926年12月3日,王国维50岁。
命运给这个走到知天命年纪的老人,安排了一出最漫长的人生悲剧:生活在动荡的时局之下,无端卷入紫禁城里小朝廷的政治漩涡中,尝遍了谋生的艰辛和东渡避难的苍凉,经历了和罗振玉亦师、亦友、亦亲的关系绝交,目睹了包括他五个孩子的十五位亲人死亡,更有晚年丧子之痛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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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半百,五十初度。而此时的王国维,却站在了生命终点的边缘。
在王国维50岁生日的这一天,学生来家中给他拜寿。虽然王国维不喜应酬,不爱娱乐,在戏曲史有着深厚研究并写出《宋元戏曲考》的他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地看过一场戏,但依然在自己寿辰的7天后,办了三桌酒席,招待给自己拜寿的学生们和清华同事中的一些至交。
这次宴请,其中就有赵元任和他夫人杨步伟。赵夫人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当时准备落座时,赵夫人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赵太太坐的那一桌欢声笑语,而先生所在的一桌却是沉默寡言,气氛凝重。
席间,王国维向师生们展示了他所藏的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王国维欣悦异常、辩答如流,似乎惟有传道授业才能让宴会的气氛活跃起来,让冷僻寡言的他显出自己热情的一面,即使是自己的寿辰,能让他开心的,也还是教授学问。
“以学为寿”的王国维,用一种须臾不离学术的生活方式,暂时忘记那些如钱塘潮水般裹挟着生命的伤痛。
生活中的王国维,除了陈寅恪、吴宓等清华的几位同事及学生们之外,旁人概不接触,终日埋头治学,每天在书房看书、著述,对家务从不过问,家人各安其事。任职清华大学期间,他每月的薪水也是由家人到学校为其代领,由夫人全权负责用度。
鲁迅曾经说过,王国维“老实得像一个火腿”。不只是生活中,在教学治学方面,王国维也都极为“老实”。他要求学生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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