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嘴 大嘴读史《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这个故事节选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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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道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原来，范进这个老实家伙，居然还有改年龄的小伎俩，而且还肆无忌惮地把自己改小了足足两轮，学籍卡上填的是30岁，实际年龄54岁。吴敬梓是清朝人，他笔下的范进是明朝人。在明朝背景下，考生面对考官，坦承自己改年龄，这说明，这种事情早就是常态，是潜规则，司空见惯，没啥了不起的了。据南宋洪迈的《容斋四笔》记载，“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藉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所谓“实年”，也就是实际年龄；所谓“官年”，也就是档案年龄。在中国历史上，虚改年龄可谓历史悠久，明朝有，宋朝有，再往前还有。据《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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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长得人高马大，被怀疑是不是改小了年龄，司马朗振振有词，改年龄这等事情，我是不屑于去干的，发育早也不是我的错。司马朗是不是更改了年龄，无法确定，但从主考官的表现来看，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改年龄这档子事，一般都和选拔干部有关，所以和科举的联系很紧密。可以说，所谓“官年”、“实年”的不同，在隋唐就开始多起来，到了宋朝，已经比较普遍，而到了明清，呈现出泛滥的趋势。著名诗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杨万里，在他的《诚斋集》里有一篇《陈乞引年致仕奏状》。杨万里在他这篇退休申请报告里，写道“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反正也要退休了，坦白了自己虚报年龄。杨万里显然比范进老实多了，才改小了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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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年龄已经蔚然成灾了。这种改年龄的泛滥，让皇帝也无可奈何。雍正皇帝在《雍正上谕内阁》中感叹说：“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载年岁，任意增减，多有不实，外省文武年岁不实者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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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进入官场的最主要方式，但每次科举的名额并不多，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不过分，屡败屡战的大有人在，于是出现了很多老举人、老进士、老状元。与科举制度配套的是从政的年龄限制，从周代到清朝，法定退休年龄大多是70岁，也有60岁的。试想，如果五十岁金榜题名，经过见习期、候补期，官途刚刚展开，马上就到退休的年纪了。范进五十四岁中举，就算马上有官位，最多也就是不入流的小官，能在偏远地区当个县长算是顶天了，可是，一个年近六十的县处级，还能有多大发展空间呢？如果把自己改小几岁，且不说有机会在更高的位置上退休，至少也可以多掌几年实权，多领几年工资。所以，改小年龄装嫩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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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科举制度兴起的，是唐宋时期开始的“榜下抢亲”。高官巨贾先是通过各种渠道掌握考生信息，目标主要放在未婚的考生身上，一旦有人金榜题名，派出人手一拥而上，把正在看榜的考生抓起来，半强迫地把闺女嫁给他，霸王硬上弓。这时候，年龄小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有的时候比较混乱，根本没办法“按图索骥”，就直接看颜值，看长相，来判断年龄。范进这样的老家伙，就没有机会了。大家都改小年龄，也能够习以为常，但是，也有需要真实年龄的情况，这时候，有些人又开始“自曝其短”。这类情况最常见的就是退休时，比如杨万里。有的时候，精力不济，再进步的希望也不大，希望回家养老，却因为“官年”还不到，所以只好向皇帝承认自己是改过年龄的，其实已经多少多少岁，您就放我一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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