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武帝时期，乌桓来东汉朝贡。光武帝让他们迁徙到辽西、右北平一带。东汉政府实际上把乌桓当打击匈奴和鲜卑的军事势力利用。鲜卑在东汉初年也到达了辽东的长城附近。为了控制这些民族，汉朝设置了乌桓校尉府等专门管理非汉民族的官职。乌桓和鲜卑在东汉时时而归降，时而侵扰边境。那时，中华王朝实际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华和夷狄的边界变得比较模糊，不再明确地以长城划界。
随着非汉民族的归附，这些非汉民族一方面接受汉朝的统治，另一方面自身又极具独立性。这种情况在山西和关中也在上演。匈奴和羌人都大规模地进入了传统汉民族的世界里。他们在一方面介入汉民族的内部事务，比如曹操利用乌桓组建骑兵。另一方面，在他们与汉民族的接触过程中，他们自身产生了观念上的变化，比如乌桓和鲜卑独立化的趋势。
汉民族和非汉民族的杂居，造成了彼此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在西晋以后逐渐凸显，比如，泰始六年秃发树机能叛乱、元康四年匈奴叛乱、元康六年氐族叛乱。因此，江统提出了“徙戎论”，这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分治政策，他主张将这些非汉民族迁回到原来的居住地里。当然，这个政策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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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发树机能
后来，中国历史进入到五胡十六国时代。北朝存在着大量的非汉民族政权。他们统治着大量的汉族，也接受着汉族的政治文化。但是，他们又保持着自身的传统。中国的史学家比较注重非汉民族的汉化。但实际上，川本芳昭发现，当时也出现了汉族的胡化。
在秦汉时代，四川盆地的主体已经成为汉地，建立了郡县统治。当时四川的文化和生产力都很高，出现了司马相如、杨雄等文学家和学者。在西晋后期，随着中原王朝的势力衰退，四川出现了大量非汉民族。中原王朝逐渐失去对四川地区的有效统治。中原王朝统治力在四川的缩小的情况，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有所改观。在进入宋代之后，这些非汉民族才逐渐淡出汉文史料。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云南。自汉武帝征服西南以来，汉代以昆明和大理设置郡县，建立比较稳固的统治。但到东晋，中原王朝统治力衰退，地方势力逐渐取代了中央的统治。到了唐代，唐王朝几乎彻底失去对云南的统治。后来还出现南诏、大理等国。到元代以后，中华王朝才重新确立对云南的统治。
类似的现象出现在我国的其他地方。中华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这种统一扩张，后由非汉民族进入而导致的崩溃收缩。在经过融合之后，旧中华又变成了新中华，并再次统一扩张，变得更大，影响力更强。刘可维记得，川本芳昭在课堂上说，由于西方文明的介入，打破了中华王朝的这种模式。若中华王朝顺着这个规律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出现“朝鲜省”和“日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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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王朝的崩溃和扩张的过程，
对周边民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中华王朝崩溃和扩张的过程中，中华王朝周边的国家实际上也发生着非常显著的变化。在日本列岛上，倭国就会定期到汉朝朝贡。公元57年，倭国的使节觐见光武帝，光武帝赐名“倭国”，还授倭奴王金印。后来，这枚金印在日本的福冈县里被发现。当时的日本正在弥生时代，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权。一般人会将日本列岛上的群族统称为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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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所授之印
倭国通过跟中华王朝建立了关系，引进了大量的器物，比如铜镜、铁器等手工制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与中华王朝建立关系来确立自身的正统性。邪马台国是一个倭人联合体，他们与狗奴国对峙。他们会借曹魏政权的诏书来警告狗奴国国王。这说明邪马台国已经开始利用中华王朝的影响力和建构的国际秩序，来压制日本列岛内的其他政权。
不过，后来，由于八王之乱造成西晋的崩溃，倭国和中原王朝的联系就中断了。直到南朝刘宋王朝，汉文史料才再度出现倭国的记载。倭国每一次遣使都有着明确的核心诉求，就是希望中华王朝册封王位。实际上，倭国自己给自己设置了这样的官爵和王位，不过是想让中华王朝给它“扶正”，正式授予自己这样的官爵。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册封模式。倭国在中华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中华意识”。他们开始将自己定位为治理日本列岛内的统治者。日本在熊本县出土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的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治天下大王”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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