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是侠客手中标志性的武器，“仗剑独行游”的传奇形象就是人们心中的侠客形象，剑在我国武术文化里具有浓厚的底蕴，而剑侠是尚武精神和急公好义的结合体，也可以说，剑文化与侠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他们都有尚武精神。
对于剑侠这个形象，我们现代人多是从武侠小说中了解到的，例如，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集；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已经将“剑”与“侠”联系起来了。
《韩非子·五蠢》记载“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庄子·说剑》中提到“剑士”形象“形象不雅，举止怪诞，……镇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
韩非子认为侠客就是私养的剑士，《庄子》中提到的剑士与韩非子所说的群侠都属于游侠私剑一类的，他们大多都是诸侯上卿们私养的士人，这些游侠剑士与权贵倾心相交，为私养他的主人排忧解难；还有的是志同道合之人，侠肝义胆，不惜为知己者死。《史记·游侠列传》“楚田仲以侠闻，善剑”，这是最早的侠客传奇结合古剑奇美传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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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快的发展，出现了众多武艺高超的剑术高手，例如《说苑·指武》中，记载的越女和鲁石公等。
《说苑·指武》“鲁石公剑，近则能应，感则能动，变无形象，……如影与响，……用兵之道，其犹然乎！当敌者也。”《庄子·剑道》中描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发之以至。”
由以上文献可知，鲁石公的剑法，变幻莫测，气壮山河，让人看的荡气回肠，可见当时剑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
《庄子·剑道》中所描述的是武术战略战术理论，斗剑高手交战时，要故意漏出破绽给对方，转移对方注意的，同时引诱敌人进攻，乘其不备，以速度之快抢先击倒对手。这也是中国武术理论中精华所在，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的完美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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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女剑，越女被誉为女侠，是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武术家，她精通剑术，其武术理论精辟，对后世武术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吴越春秋》中记载，越女曰“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步形候气，与神俱往，查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
越女的武术理论精辟地阐述了斗剑要动静结合，快慢结合，攻守平衡，虚实相倚，内外兼顾，呼吸协调等辩证性的内涵关系。同时文献也记载，越女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剑术高手，她使出的剑，迅如光电，不可捉摸，威力无穷，以静制动，出奇制胜，已经达到了至高境界。越女将剑和人融为一体，进入无我状态，这也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至高境界。
由此可见，古代文献中，侠客的外部特征主要有，倚天把剑，武功卓越，独行江湖，并以侠义忠胆闻名于世，剑就是便于携带的短剑，这以便于这些飞檐走壁侠客携带。在春秋战国时期，仗剑行侠义之事，持剑独行江湖是一种很“时尚”的事，久而久之，侠客的精神特质与剑的文化内涵珠帘合璧，逐渐形成了“剑侠”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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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的武侠文化
中国武侠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是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不既信，不倍信”的“信”，“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字，即“义”、“信”、“忠”三字不仅成为侠客的人格精神，也是我国伦理文化的理想的人格模式。
史学家司马迁认为“侠客”思想有三个明显特征，讲信用，愿舍己救人，施恩于义而不求回报，这也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侠客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武术家们讲究以德立武，德艺兼修，武术的真谛在于重德，习武的目的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侠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崇礼、尚武、重义气、有胆量等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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