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是侠客手中标志性的武器,“仗剑独行游”的传奇形象就是人们心中的侠客形象,剑在我国武术文化里具有浓厚的底蕴,而剑侠是尚武精神和急公好义的结合体,也可以说,剑文化与侠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他们都有尚武精神。
对于剑侠这个形象,我们现代人多是从武侠小说中了解到的,例如,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集;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已经将“剑”与“侠”联系起来了。
《韩非子·五蠢》记载“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庄子·说剑》中提到“剑士”形象“形象不雅,举止怪诞,……镇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
韩非子认为侠客就是私养的剑士,《庄子》中提到的剑士与韩非子所说的群侠都属于游侠私剑一类的,他们大多都是诸侯上卿们私养的士人,这些游侠剑士与权贵倾心相交,为私养他的主人排忧解难;还有的是志同道合之人,侠肝义胆,不惜为知己者死。《史记·游侠列传》“楚田仲以侠闻,善剑”,这是最早的侠客传奇结合古剑奇美传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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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快的发展,出现了众多武艺高超的剑术高手,例如《说苑·指武》中,记载的越女和鲁石公等。
《说苑·指武》“鲁石公剑,近则能应,感则能动,变无形象,……如影与响,……用兵之道,其犹然乎!当敌者也。”《庄子·剑道》中描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发之以至。”
由以上文献可知,鲁石公的剑法,变幻莫测,气壮山河,让人看的荡气回肠,可见当时剑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
《庄子·剑道》中所描述的是武术战略战术理论,斗剑高手交战时,要故意漏出破绽给对方,转移对方注意的,同时引诱敌人进攻,乘其不备,以速度之快抢先击倒对手。这也是中国武术理论中精华所在,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的完美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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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女剑,越女被誉为女侠,是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武术家,她精通剑术,其武术理论精辟,对后世武术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吴越春秋》中记载,越女曰“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步形候气,与神俱往,查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
越女的武术理论精辟地阐述了斗剑要动静结合,快慢结合,攻守平衡,虚实相倚,内外兼顾,呼吸协调等辩证性的内涵关系。同时文献也记载,越女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剑术高手,她使出的剑,迅如光电,不可捉摸,威力无穷,以静制动,出奇制胜,已经达到了至高境界。越女将剑和人融为一体,进入无我状态,这也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至高境界。
由此可见,古代文献中,侠客的外部特征主要有,倚天把剑,武功卓越,独行江湖,并以侠义忠胆闻名于世,剑就是便于携带的短剑,这以便于这些飞檐走壁侠客携带。在春秋战国时期,仗剑行侠义之事,持剑独行江湖是一种很“时尚”的事,久而久之,侠客的精神特质与剑的文化内涵珠帘合璧,逐渐形成了“剑侠”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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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的武侠文化
中国武侠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是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不既信,不倍信”的“信”,“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字,即“义”、“信”、“忠”三字不仅成为侠客的人格精神,也是我国伦理文化的理想的人格模式。
史学家司马迁认为“侠客”思想有三个明显特征,讲信用,愿舍己救人,施恩于义而不求回报,这也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侠客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武术家们讲究以德立武,德艺兼修,武术的真谛在于重德,习武的目的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侠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崇礼、尚武、重义气、有胆量等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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