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政|从《资治通鉴》看如何力戒形式主义


 资治通鉴|为政|从《资治通鉴》看如何力戒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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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闻名于世,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备受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推崇。《资治通鉴》中不仅反映了兴衰治乱的道理,也记载了许多政治事务的治理之道。
通观《资治通鉴》全书,可以发现古代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这样的文风对治理国家毫无裨益,不仅会影响政治,也会延伸到军事领域。比如《资治通鉴》第202卷记载,太学生魏元忠曾经上奏唐高宗,他指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丽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魏元忠认为朝中的文风华而不实,只讲遣词造句,不追求经世致用,武官也只是求骑射功夫,而没有将精力放在战略战术上来,从而导致唐朝国力削弱,在西征吐蕃时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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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治通鉴》第11卷记载,西汉初年丞相萧何主持营建未央宫,刘邦见到宫殿如此壮丽,十分愤怒,批评萧何不顾连年战事劳苦而铺张浪费。而萧何却回答:“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转怒为喜,支持了萧何的做法。为此,司马光对萧何的言论进行了批驳,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他认为真正的权威是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靠华美的建筑来彰显。在天下尚未安定之时,理当节俭用度,优先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
《资治通鉴》第192卷记载,有人告发大臣魏征偏袒亲属,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温彦博在审查时认为魏征没有留下办事的痕迹,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于是魏征上奏唐太宗说:“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魏征坚持认为,上下级之间要以诚信相待,如果事事都过于追求“留痕”,会损害双方合作共事的信任基础,不利于正常开展工作。
同样,从《资治通鉴》中也能归纳出几种破解形式主义的方法。
正如唐太宗所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当面对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人际关系,领导者必须要保持一颗淡泊简易之心,通过身体力行、以上率下,达到“躬化易于上风,体训速于草偃”的目的,以此来阻断形式主义生长的土壤。比如,《资治通鉴》记载后周太祖郭威提倡质朴简易,不喜浮华,在立国后他对大臣们说:“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鼓励各位大臣直言上书陈事,不须修饰整饬。北魏时期,大臣们曾经请求加固京师城墙,修缮皇宫建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不同意,认为国家的建设“在德不在险”,治国安邦关键在于人心向背、德行薄厚,不能过于注重外在形式。
中国古代从秦汉开始都非常注重官吏的考核,到唐朝日趋完善。通过对各级官吏实行全面考核,来端正其为政态度,提升其治理能力,减少敷衍塞责行为的出现。但是,官员考核如果只注重形式而忽略效果,也会容易衍生出新的形式主义。为此,《资治通鉴》中特别强调了官员考核要注重实效。比如第73卷记载了司马光对东汉考课之法的议论,反对依赖过于繁琐的考核程序来判断官员的业绩,避免官员考核流于形式。
资治通鉴|为政|从《资治通鉴》看如何力戒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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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形式主义必须精简政务,减少不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资治通鉴》第43卷记载了东汉时期光禄勋杜林的上奏。杜林认为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以致发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弊病更加严重。光武帝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提出要精简官吏,考核实绩,精简政务,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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