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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银锭留下“白银世界”的线索
随着更多银锭出水，专家们发现“四川铸造”有一个极大不同——四川两任巡抚的名字，出现在这批银锭甚至金锭之上。
“明代官铸银锭的铭文内容与历代大同小异，无外乎就是银锭制作或者使用的年份、地点、用项、重量、官员或者匠人等。”陈世松说，银匠们在制作银锭时，在其还没完全硬化的时候，用刀凿和锤头在银锭表面，将信息一笔笔錾刻上去。时间短暂，导致银锭所刻文字看上去大多粗拙，有的甚至以简体字或特殊代码符号来完成，比如把“银”刻成“艮”，“龍”则刻成了“龙”等。然而，税银地名大多錾刻的是州县地名，而制作于崇祯十四年、十六年的两款四川银锭，不仅一律以“四川”冠名，而且还将抚臣、按臣的官职、姓名标注在显著位置上，这又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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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极可能是廖大亨对皇帝的一种邀功。”陈世松说，廖大亨出身进士，为明末一代名士，有诗文著述传世。他在出任四川巡抚之前，大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四川遭到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轮番攻击。廖大亨前面三任四川巡抚王维章、傅宗龙、邵捷春，就是因为镇压农民军兵败革职。当时，张献忠曾经作打油诗讽刺：“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其中的邵巡抚，指的便是邵捷春;廖参军，便是廖大亨。没想到的是，当邵捷春被革职后，服毒自杀，廖大亨却升任四川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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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松认为，廖大亨在银锭上开创性地刻下四川以及巡抚之名，或许就是为了向皇帝显示自己在四川的政绩，以回报崇祯皇帝的器重与期待。在廖大亨就任四川巡抚以后，他卖力推行崇祯皇帝所制定的加饷剿“贼”政策。江口出水的这些錾刻了各种赋税科目的银锭，就是他上任之后，以各种名目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过，这批税银制作完成后还没来得及运走，便被张献忠抢劫一空，反而成为他行军打仗的军饷。
横征暴敛加速明朝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因洪武帝朱元璋留下祖训“天子守国门”而为人津津乐道，这样一个王朝，为何会走向衰败?江口这批刻着不同税种的银锭，可窥端倪。
刻有四川以及巡抚之名的银锭，主要来自崇祯十四年、十六年。史料记载，廖大亨在崇祯十四年便已入川，横征暴敛即刻开始。实际上，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非常泛滥。陈世松说，尤其是“三饷”政策，让百姓苦不堪言，最终只有奋起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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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饷，是在原来正常的赋税之外，额外加派的三种赋税，分别为辽饷、剿饷和练饷。辽饷是为明朝与后金作战所征军饷，剿饷为平定农民起义，练饷则为应付清军南侵。三种临时赋税开征时，崇祯皇帝曾表示“暂累吾民一年”，岂料这种税一旦开口，便一直未能革除。
陈世松说，在四川，蜀王府占据了“什七”，即十分之七的良田。明朝最后60年，四川又遭遇了连续天灾。这个时候，廖大亨仍然为“邀功”推出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并且放纵各府州县胥吏紧逼债务。在他的放任之下，彭县县令干脆以当地未纳完编银为由，让衙役将这些欠账作为薪金，让他们自己去讨。衙役受利益驱使，自是肆无忌惮，致使民间怨声载道，最终爆发了一场针对衙役的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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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四年，彭县人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起了“除衙蠧”的倡议。人们热烈响应，将衙役住宅全部捣毁。此后，邻近州县闻风而起，甚至出现了衙役被活活打死，甚至扔到锅里炖烂的情况。当时的民变，成都十六个州县，只有新都、金堂没有介入。随着民变愈演愈烈，内容不断扩大，从最初的“除衙蠧”扩充为除“五蠧”。争斗所向，包括州县吏胥衙役、投靠藩府的“府蠧”、横行霸道的“豪蠧”“宦蠧”等。这场扫“五蠧”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演变成为围攻成都的群众运动。剧烈的官民冲突最终让崇祯皇帝对廖大亨失望，将其贬谪，另提陈士奇出任巡抚。没想到的是，陈士奇上任后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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