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身为济南人的辛弃疾后来南渡,在当时是身份特殊的“归正人”。宋代称沦于外邦而返回本朝者为归正人,即投归正统之人,这是南宋对北方沦陷区南下投奔之人的一种轻蔑的称谓。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归正人实际上不太适宜过多或过于直白地表达思乡之情--毕竟昔日的家乡已经沦为金人统治之地。
而这种情况也确实引起过后世学者的质疑和嘲讽。比如辛弃疾的《瑞鹧鸪》中有两句:“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又寄当归。”清人顾炎武对这两句词颇有微词,他在《日知录》中评价说:“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尔。观其与陈同甫酒后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他的意思是,辛弃疾在宋朝不得重用便萌生了北归投金人之意。顾炎武之说只是一家之辞,后来也有很多学者反驳,因为毕竟没有证据认定辛弃疾词中的“故人”就是金人。
即便如此,这仍然说明辛弃疾这样的归正人在身份和思想上的尴尬处境。
喜见瓢泉,晚年邻泉而居
尽管辛弃疾没有太多词作直接抒发对家乡济南的怀念之情,而从他中晚年的居所选择和园林设计上也可以看出,家乡济南的风物他始终不曾忘怀。
淳熙八年(1181年)冬末,刚过不惑之年、正是年富力强的辛弃疾却被南宋朝廷罢官,于是回到刚落成不久的信州上饶郡带湖新居。次年,辛弃疾作词《水调歌头·盟鸥》下阙写道:“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末句提到,河东岸的绿阴太少,不如多种植些依依杨柳。柳树荷花自古以来就是济南大明湖畔的秀美风物,想必离开家乡20年,辛弃疾仍
难忘怀家乡那柔美而多情的杨柳。
在带湖闲居4年后,即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辛弃疾于带湖百里之外的铅山县境内“访泉于奇狮村,得周氏泉”。后据《铅山县志》载:“其一规圆如臼,其一直规如瓢。周围皆石径,广四尺许,水从半山喷下,流入臼中,而后入瓢。其水澄渟可鉴。”这眼甘洌的泉水令辛弃疾想起了遍布名泉、“水向百城流”的家乡泉城济南,因而爱屋及乌,对周氏泉爱赏不已,很快就买下了这眼泉和周边的一大块土地,并且先后作词数阙以歌之。后来,辛弃疾改周氏泉为瓢泉,在带湖别业毁于火患之后,瓢泉就成了辛弃疾唯一的寄身之所。而闲居瓢泉时期,也是辛弃疾另一个创作高峰期。
初见瓢泉时,辛弃疾有词《洞仙歌·飞流万壑》:“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孤负平生弄泉手。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辛弃疾先是描摹了瓢泉的优美景致,进而由此发出了对人生的种种喟叹。最后一句虽然是疑问句,其实毋庸置疑,从第一眼看到瓢泉时,他就决定要来这里并且在这里定居。
有学者认为,辛弃疾将周氏泉更名为瓢泉,则是因“箪食瓢饮”的典故。该典故最早出自《论语·雍也》,用来形容读书人安于贫穷的清高生活,因此瓢泉之名很可能是寓意着辛弃疾归隐之后的淡泊心境。或许在周氏看来,这处泉水不过是一处甘芳清洌的泉眼而已,而在辛弃疾眼中,不仅寄寓着他浓浓不可言说的思乡之情,也隐喻着他甘于一蔬一饭的高洁人格。
喜见瓢泉且邻泉而居,这大概是词人辛弃疾对家乡济南最长情的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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