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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提供了大量军粮，保证了赋役的来源。按照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的第一次“计丁授田”谕，辽阳、海州取无主之田三十万垧，进行分配。一丁授予田六垧，三十万可授五万丁。照汗谕规定汉民三丁合耕官田一垧的标准来算，汉民五万丁当耕一万七千垧，折合十万亩，以亩产一石五斗算，可收谷十万万石，一兵月食三斗，可供四万五千名兵士全年的口粮。当时，八旗兵丁总共只有四至六万丁，这就是说，将“无主之田”三十万垧分授汉民五万丁以后，征足额粮，可以供应八旗兵丁所需的大部分军粮。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兵服役，又可征佥大量人夫。可见，实行“计丁授田”，对增加后金国收入，保证赋税来源，确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这样演算，是为了说明授田的作用而简化计算的，实际情况自然更加复杂得多。比如，三丁合耕官田一日的规定，后来并未实行，而是征收赋谷赋银，一丁合共交银三两，五万丁可收银十五万两，能买谷数万石。又如，“计丁授田”，是后金基本政策之一，以后多次授地于民，用来分配之田，远远超过这三十万垧，它所起到的作用，当然更大得多。但是，通过上述这样概括的简化计算，对认识“计丁授田”的问题，还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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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保证了兵源，为建立和扩大八旗军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天命六年三月数万八旗军队打下辽阳后，满族人丁陆续从建州老营迁往辽东，分拨田土，每丁六垧，逼令诸申纳税服役，充当甲兵。通过三丁抽一而二丁抽一当兵的制度，汗、贝勒获得了大量的人手，建立了一支人数众多、开支很少（无月粮，军装、战马、武器自备）的强大军队。汗、贝勒使用这支军队，残酷镇压反金武装，捕捉逃亡的阿哈和汉民，强迫辖区内满汉人民交赋服役，并一再进攻明朝城镇，掠夺人畜财帛。不采用“计丁授田”的办法，就不能实行这样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种，有事征调”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就不能确保兵士的来源，就不利于巩固汗、贝勒的统治。第三，为汗、贝勒拉拢汉族官僚地主，扶植拥金人员，增强统治基础，准备了有利条件。满洲贵族进入辽沈以后，需要利用汉官来征赋佥役，巩固后金国统治。要用汉官为汗出力效劳，不仅要授予官职，给予政治特权，而且要让其有财可求，有福可享，能够在经济上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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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初入辽沈，国库空虚，财力不足，没有固定的大宗收入，不能沿袭明朝旧制，论官给予俸银禄米，只有依循满族故例，给予人口，“计丁授田”让降金汉官收取租谷，佥夫服役。这一点，皇太极讲得很清楚。他在天聪八年（1634年）正月训谕众汉官时，追述了入沈初期情形说：“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赐，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这样一来，降金汉官，尤其是那些官职不高的汉官，通过“计丁授田”得到大量田地，一个个成为人丁众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大财主，他们当然会对新君感恩戴德，为汗、贝勒江山的巩固而效尽犬马之劳。他们的庄田增加越多，财势越大，在汉族地主中的影响也就越大。这批汉官的命运和汗、贝勒紧紧相连，成为拥护、支持后金国统治的一股重要力量。第四，“计丁授田”，为满族贵族、官将继续奴役阿哈，榨取财富，提供了物资条件。原在建州时，汗、贝勒和八旗将领掠夺了大批人丁，设立拖克索，迫令阿哈耕田种地，采参打猎。进驻辽沈后，一方面掠民为奴，没民为奴，同时又将旧有阿哈大部分移往辽东。这样，人丁很多，劳动力是有了，可是，如果没有土地，也就不能使用这些劳动力，就难以坐享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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