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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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柏林》剧照 , 字幕已匿
作者:余佩颖/周哲浩/李健华
编辑:陈畅/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Vogel)在中国名声大噪 , 多半是因为《邓小平时代》 。 不过他最早在圈内声名鹊起 , 其实是凭借对日本的研究 。
1979年 , 傅高义把他对日本战后经济繁荣的思考汇集为《日本第一》一书 , 不仅在日本引发大规模讨论 , 更是大大冲击了美国人的自信 。 美国NBC电视台专门搞了一个76分钟的专题节目 , 标题酸味十足:IfJapanCan,WhyCan'tWe?(如果日本都行 , 为啥我们不行?)
日本经济自朝鲜战争后迎来高速发展 , 一边是日本的家电、汽车远销欧美 , 普通人工资每年有10%~15%的增长 , 另外一边是日本高级管理人员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并不大 , 可谓货真价实的“共同富裕” 。 当时日本人有超过九成自认中产 , “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应运而生 。
但历史告诉我们:洋人的夸赞信不得 , 尤其对于东亚国家来说 。
傅高义的书出版后 , 日本便在泡沫之路上远走越远 。 1989年12月 , 日经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后调头直下 , 随后泡沫崩溃房价腰斩 , 经济进入失去二十年 。 对此傅老师早有准备 , 在2000年出版了《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 , 里面专门论证了自己当年的判断没问题 , 版税又赚到手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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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和《日本还是第一吗》 , EzraVogel
日本人曾经倨傲的心气儿 , 也在漫长的经济寒冬里消耗殆尽 。 2000年之后 , 《穷忙族》《老后破产》等纪录片以及《下流社会》之类的畅销书在日本大火 , 主题都是一个字:丧 。 在《穷忙族》这部片子里 , 有一个扎心的灵魂拷问:为什么我工作这么努力 , 还是这么穷?
日本的问题并非只出现在日本 。 依靠出口导向贸易带动经济繁荣 , 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 , 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崛起的相同密码 。 但伴随“东亚模式”而来的 , 是资产泡沫、少子化老龄化、债务危机和全面蔓延的社会焦虑 , 这仿佛成了一道无可避免的诅咒 。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 , 韩国民众在失业潮下损失惨重 , 但财阀却在不断固化社会阶层 , 一部《寄生虫》说尽了底层人民的心酸 。 1998年 , 一个台湾工科博士用“痞子蔡”的笔名写下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 , 在大陆爆火 , 也宣告着台湾地区“闷世代”的横空出世 。
【谁在制造打工人?】三年后 , 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 , 快递小哥、流水线工人和谢顶的程序员成为了“中国奇迹”的底色 。 但在经历了以“寒门贵子”、“消费降级”、“这辈子不可能打工”为代表的几轮阶层固化大讨论后 , 中国网民利用汉字的博大精深 , 完美诠释了年轻一代的不甘与失落——打工人 。
从“平成废宅”的戏谑 , 到“打工人”的自嘲 , 到底是时代洪流下一个不起眼的注脚 , 还是后发经济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宿命?
日本镜鉴:物欲丧失的世代
1964年夏天 , 日本女排在本土举办的奥运会上击败苏联摘得金牌 , 打破了欧美国家统治世界排坛的格局 , 比赛收视率居然高达80% 。 20年后 , 郎平领衔的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夺冠 , 日本片商Knack还特意制作了动画片《东洋魔女》 , 回顾20年前日本女排的高光时刻 。
彼时的日本逐渐走出战后阴霾 , 在汽车和家电产业的带动下 , 工业部门开始大量吸收劳动人口 。 1960年 , 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 , 力图在十年内将国民收入翻番 , 并在七年后提前完成目标 。 整个60年代 , 日本家庭的生活水平急速向欧美靠拢 , 经济一片蒸蒸日上 。
对日本来说 , 1964年的奥运会无疑是摘掉战败国帽子、重塑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 。 为了迎接奥运 , 日本政府提出六大礼仪规范 , 就连进机场也必须穿正装[4] 。 奥运催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热潮 , 也为日本经济创造了60年代的“奥林匹克景气”(オリンピック景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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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民放风筝迎接奥运 , 1964年
70年代后 , 日本经济更是一飞冲天 , 汽车远销欧美 , DRAM把英特尔打到破产边缘 。 傅高义老师出版《日本第一》的1979年 , 丰田汽车在美国狂揽200万销量 , 同期美国汽车在日本只卖出1.5万辆 。
经济繁荣也反映在了彼时日本人意气风发的心态上 , 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曾在《战后日本经济史》这样描述:“当我得知‘黄金时代’这个词在欧洲意味着过去的荣光时 , 不禁有种奇妙的感觉 , 因为对60年代的日本人来说 , 谁都理所当然地认为 , 黄金时代是指未来的时代[2]” 。
80年代 , 日本的繁荣到达顶点 。 人们一边挥舞着钞票在街边打车 , 一边把钱投到股票和房产上 , 资产不断升值 , 并成为决定生活和消费方式的重要因素 。 为了抵挡日本的扫货军团 , 巴黎百货公司不得不对持日本护照的游客实行限购 , 漫画家崛田胜彦的《大妈团》便由此而来 。
1989年1月 , 裕仁天皇逝世 , 日本迈入“平成”时代 。 本以为取自《史记》中“内平外成”的年号会是国家繁荣稳定的开端 , 没想到成为了一道分水岭 , 见证了日本的剧烈阵痛 。
那年12月29日 , 日经指数创下38957点历史新高 。 5天后 , 《日本经济新闻》综合20位企业家的观点预测:日经指数会在1990年涨到44000点 。 结果第二天 , 东京证交所股价全面走低 , 拉开了泡沫崩溃序幕[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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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疯狂的东京证券交易所 , 1987年
此后两年 , 日本股市和地价暴跌 , 大部分日本家庭陷入巨额负资产危机 , 大批银行企业破产倒闭 。 经此一役 , 日本国民财富损失高达1500万亿日元 , 相当于日本3年GDP总和 。 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二十年”衰退期 。
辜朝明在《大衰退》中将这次危机总结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广场协议》签订后 , 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对出口的冲击 , 日本政府通过了著名的《前川计划》 , 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为“内循环” , 但央行的四次降息 , 反而推高了股市和房价 。
为抑制资产泡沫 , 央行反过来四次加息 , 结果股市楼市双双崩盘 。 最终 , 高负债导致居民和企业为了还债拼命存钱 , 而不是消费或投资 , 进而引发经济衰退 。
衰退长久地改变了日本年轻一代的心态 , 2004年 , 日本大学生就业率仅为56% , BBC的纪录片《SexlessinJapan》里 , 日本18到34岁的年轻男性中处男率高达43% , 另外有64%的人是单身狗 。 《低欲望社会》的作者大前研一直截了当的把平成时代的年轻人定义为:
“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 。
虽然没有“打工人”这样的神来之笔 , 但日本人民创造了一个更加扎心的词汇——“过劳死(Karoshi)” , 与之对应的还有“过劳自杀(Karōjisatsu)”等灵魂词汇 。 从1990年到2007年 , 日本民间组织“Karoshi热线网络”每年都会接到400多个求助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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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打盹的日本上班族 , 2017年
更多人的选择是彻底躺平 , 2016年的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在中日韩同时大热 , 完美诠释了“奋斗不一定成功 , 不奋斗一定很爽”的人生哲理 。
汉江奇迹:流水的总统 , 铁打的财阀
相比日本人嘴上过劳死实际在躺平 , 韩国人民一直以东亚地狱模式NO.1著称 。 在韩国 , 也有一个专门的词汇“Gwarosa”(???)来形容本国的内卷现状 , 韩国人年均工作时长一度达到3000小时 , 足以让当今国内的福报人汗颜 。
2011年11月 , 韩国一位18岁考生捅死了自己的母亲 , 在房间藏尸8个月 , 举国哗然 。 后来的调查结果也让人唏嘘不已:在全国70万考生参加的模考中 , 该考生排名4000左右 , 他向母亲慌称自己排在62名 。 没想到母亲并不满意 , 并勒令他下次必须考第一名 。 由于担心母亲去学校核查成绩 , 考生痛下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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